清太宗全传(48)

四八

　　关于与明朝的关系，更是双方矛盾的一个尖锐问题。清太宗想方设法离间和挑拨李氏朝鲜同明朝的传统友好关系，直至动用军事力量来迫使朝鲜完全站到后金方面，使之成为它的一个可靠的盟友。可是太宗似乎还不了解朝鲜与明朝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任凭他有强大的力量也难于在一天或很短的时间切断他们之间的牢固联结。李倧坚持明为君、后金为兄的外交原则，把明摆在第一位，后金第二位。他与后金议和不久，就向明朝作了报告，说他与后金签订和约不过是“羁縻之术”，深得崇祯皇帝谅解。崇祯三年（天聪四年，1630年）六月十九日，崇祯发下一道谕旨，鼓励朝鲜要卧薪尝胆，“励节弥坚，修防自固”，蓄养威武，增强国力【《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20页。】。

　　李倧由于得到明朝的支持，于天聪七年（1632年）二月给太宗的信中，再次断然拒绝要他与明朝绝交的无理要求。他继续与明朝保持一致，保护它在朝鲜的利益。例如，他允许明朝仍然驻兵皮岛。自从毛文龙死后，明朝任命参将黄龙为都督佥事，率兵五千余从山东调来皮岛镇守，继续从后边牵制后金，使它不得放心大胆地西进伐明【《东江遗事》，卷下。】。李倧允许他们登岸，在龙川、铁山等地耕种。除此，还拨给五十只船使用，每年春秋两次给米二万六千包【《汉译〈满文旧档〉》，152页。】。后来，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叛明归后金，李倧还派兵助明截杀。相反，后金向朝鲜借船、借粮，一概不借。后金使者赴朝专办此事，李倧三天不见来使【《清太宗实录》，卷9，5~7页。】。

　　双方在类似上述重大原则问题上严重对立，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不断发生摩擦。比如，每年都有一些朝鲜人越境跑到后金这边采参、打猎。太宗屡次下令严禁，毫无收效。还有，后金方面的人去朝鲜贸易，价格不合理，被激怒的朝鲜人常抢夺他们的马匹。被后金判成死罪的人潜逃朝鲜，被保护起来【《东华录》，天聪五年十一月。】。……太宗或派使臣，或致书信，反复督促，李倧总是敷衍不办。

　　到天聪九年与十年间，与朝鲜的关系已到了破裂的边缘。而由于清太宗称帝，促使双方的矛盾急剧激化起来。天聪十年（1636年）二月初，满汉贵族和外藩蒙古各部王公联名致书朝鲜国王李倧，请他派亲近子弟来沈阳，同他们一起向太宗“劝进”，上“皇帝”尊号。户部承政英额尔岱携带这封信，率领一个百七十余人的庞大的代表团出使朝鲜，明里说将此事通告“兄弟之邦”，实际是压朝鲜承认清太宗称帝的合法地位。

　　消息传来，李朝统治集团一阵哗然。自丁卯（1627年）战争以来，在其内部一直存在主战与主和两派。当时，在兵临城下的危境中，力主和议的一派占了上风。和议告成后，后金每年需索勒逼，朝鲜忍气周旋。有个大臣叫玉堂，他流着泪说：“竭生民之膏血，行人之玉帛，卑辞乞怜者，十年于兹矣！”【《李朝实录》，仁祖，卷32，163页。】这话说得很令人痛心。他们已经忍受了十年苦楚，他们要重新振作起来。主战的声浪一天比一天高涨。他们一听说金汗称帝，纷纷上疏、面奏，痛斥后金。掌令洪翼汉说：“臣自呱呱坠地之初，只知道有大明天子。我们尊他（指清太宗）为帝，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下！”【《李朝实录》，仁祖，卷32，163页。】

　　他建议杀掉来使，割下头，连同他带来的信，一起交给明朝。大臣玉堂说：“金虏称帝是窃伪号，我国将成为他的属国，向他称臣，这是以堂堂礼仪之邦俯首于犬羊之虏。”他主张将使臣拘禁起来，不准到京城。过了几天，太学生金寿弘等一百三十八人上书国王，请求“斩虏使，焚虏书，以明大义。”这些人还斥责主和派，要求处死他们以谢国人。李倧以为这样做，有些过分。最后，他确定了如下方针：（一）不接见来使，（二）不接受联名信，（三）不派人“劝进”。英额尔岱率使团一到京城，就被监视起来，他们住的馆舍也派了军队把守，气氛很紧张。他们一出门，很多老百姓拥塞道路围观，有些小孩子拾起碎瓦、石块向他们投掷【以上均见《李朝实录》，仁祖，卷32，164页。】。显然，朝鲜举国上下已掀起一股仇视金国的浪潮。英额尔岱大怒，率使团不告而辞。李倧既不阻拦，也不欢送，只派人追上使团，把他写给太宗的信交使团带回。同时，他下达动员令，调兵遣将，实行全国备战。这些备战的谕旨也被英额尔岱弄到手，回到沈阳，一并呈上。

　　太宗看了信，知道朝鲜决意断绝和好，便召集诸贝勒大臣，传示了这封信。此刻，在他们的头脑里，除了进行战争，大概不会有另外的想法。太宗与众不同的是，他不想冒冒失失地就兴兵征讨。他还要等一等，先礼后兵，决定再派使臣致书李倧，陈说利害，要他把自己的一个儿子和亲信大臣送到沈阳作人质，来表示诚意，否则，再议兴兵。三个月过去了，已经到了四月，太宗举行盛大的登基典礼。从这时起，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朝鲜使臣罗德宽和李廓也参加了典礼，但惟独他们两人不参拜，不行大礼。太宗被使臣的傲慢深深激怒了，气冲冲地说：“这都是朝鲜国王有意构怨于朕！”在罗、李两使返国的时候，太宗修书一封，让他们带给李倧。他们在途经离国境不远的通远堡地方，给当地守臣写了一封信，然后走了。信写道：“朝鲜春季来使罗德宽、李廓明告金国驻守通远堡大人：我等奉主命出使，贵国忽生异心，以势逼迫。但吾首不能自断，一切羞辱，俱已受尽，此古今所无之事也。今幸得至我界，甘受国法而死，尚复何言！”【《清太宗实录稿本》，崇德元年，辽宁大学历史系印本。】

　　罗、李通知通远堡守臣，太宗给李倧的信已留在他们住宿的地方，装在马背上的一个鱼米驮子里，让他们赶快取出来，转给太宗。原来，他们临回国前，英额尔岱和马福塔奉命把太宗的信交给他们。罗、李想打开信，看看里边有什么不合规定之处。英额尔岱、马福塔立即加以制止，将信系在马身上，撵两位使臣出城。他们行至十里河地方（沈阳苏家屯南），打开太宗的信，只见书套上的称呼、押印，都与以往规定不合。再看信中内容，以“尔”、“我”互称，责备谩骂的话不少，“毫无兄弟相敬之意，视如奴隶”。他们感到把这封信带给国王，是自辱其君，死有余辜了。他们考虑了一番，决意把信留下。走到通远堡，眼看就要出国界，他们把信混在一百卷纸里，包成一个包裹，装在马背上的驮子里，诡称马生病，将马留在住宿家【《清太宗实录稿本》，崇德元年。】，便扬长而去。

　　按理说，他们是不该私看给国王的信件的。显而易见，他们是得到授意才敢看的。太宗发怒，这是可以想像到的，我们且不去说它。过了不久，李倧派使臣送来他的一封信，太宗拒绝收纳，说：“你们国王既然不看朕的信，朕何必看他的信！”他把来使打发走，信原封不动退回。太宗曾要求李倧交出一个儿子为人质，也遭到拒绝。这表明，两国的关系完全破裂，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太宗这才下了最后的决心，倾全国之兵，亲征朝鲜。

　　十二月一日，奉召的蒙古各部率兵会于沈阳，加上八旗兵，号称十万。太宗指令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贝勒岳托、豪格、杜度等随他出征。第二天，太宗率军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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