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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本来,李倧从一开始就对抵抗缺乏信心,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当他看到自己的军队不断溃退,更感到抵抗无望。他的左右心腹大臣给出主意,劝他与后金议和。也有少数大臣反对议和,主张死战到底。李倧为了保住李氏江山,很赞成议和,力排抗战的主张,推说议和“乃是缓敌之策”【《李朝实录》,仁祖,卷15,366页。】。不过,他又信守“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不愿使自己居于屈辱的地位。让他同明朝绝交,他也难以同意。二月五日,他复信阿敏,再次阐明了朝鲜对外基本政策,明确表示不能同明朝绝交,奉行与明、与后金都友好的政策,这两者“并行而不相悖”【《李朝实录》,仁祖,卷15,366页。】

  阿敏看到李倧对议和迟迟疑疑,便继续进兵,施加军事压力,迫李倧尽快与他盟誓。他率军占领黄州城,再前进到平山驻营。李倧携王妃、子女逃到江华岛,长子李逃跑到全州城,城里人多半溃散。在这种情况下,李倧求和的心情更为迫切,连连派出使臣到金兵营要求谈判,但坚持先退兵后议和。阿敏派刘兴祚去江华岛,当面驳斥,以兵威恫吓,李倧被迫在武力威胁面前接受对方的议和条件,先送去一份厚礼,以表示诚意:木棉(布)一万五千匹、绵䌷布二百匹、白苧布二百五十匹、虎皮六十张、鹿皮四十张、倭刀八柄、鞍具一百【《李朝实录》,仁祖,卷15,372页。】

  三月三日,阿敏遣使总兵官刘兴祚、巴克什库尔缠为代表,乘船到江华岛,与朝鲜国王李倧及其大臣正式举行会盟仪式。这仪式按满洲习俗进行:杀白马、黑牛,将酒、肉、牛马骨、血各装在器皿里。双方代表焚香,宣读誓词,誓毕,将誓词烧掉,器皿里的祭品埋入土里。

  五日,库尔缠率二十人先回沈阳奏捷。这里,阿敏却下令部队抢掠三天,给朝鲜人民制造了新的灾难。然后,按照太宗的谕旨,自朝鲜撤出全部后金兵,惟义州一处不撤,作为监视朝鲜动静的前哨。

  这次战役历时二月余,至此结束。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征服朝鲜的侵略行动。此役给朝鲜所带来的破坏和灾难是不言而喻的。它以强大的武力迫使朝鲜暂时屈服,与后金结成“兄弟之盟”。

  二、君臣之盟

  清太宗第一次用兵朝鲜,暂时缓和了朝鲜对后金的威胁。然而,朝鲜并没有真正屈服。他们建立的所谓“兄弟之盟”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和斗争。

  太宗从朝鲜撤兵不久,李倧就要求归还义州。他没有理由反对,就在天聪元年(1627年)七月,下令撤回镇守义州的将士。同时,他也要求李倧履行“盟誓”的规定,把逃到朝鲜去的“逃人”如数送回。这些“逃人”主要是不堪忍受后金压迫而逃到朝鲜去的辽东人,还包括这次战争中被俘的朝鲜人。他们在朝鲜大多建立了家庭。李倧“不忍”再让他们的父母兄弟离散,拒绝遣返。此事多次交涉,一直没得到解决。

  战后,太宗不断勒索朝鲜财物,甚至把后金暂时的经济困难转嫁到朝鲜身上。天聪元年十二月,太宗派遣参将英额尔岱,游击霸奇兰去朝鲜,传达他的谕旨,要李倧卖给粮食,供应蒙古来归降的各部落食用。他强调,能否答应,是对“敦睦之谊”的考验。李倧先是以遭战乱“残破”为由,有意拖延。后无法,勉为其难,拿出一千石粮食以平价卖给后金。

  这时,太宗专力用于征明,亲自率军入关,还派军追击蒙古察哈尔,一度放松了对朝鲜的注意。从天聪五年开始,双方在有关各自利益上发生了一系列争执,致使“兄弟关系”变得日趋紧张起来。

  关于贡物,规定每年春秋两季和元旦(即新年),朝鲜要向后金纳贡。纳贡之礼,标志李倧处于战败者地位,但后来数目照比起初逐次减少。太宗很不满。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朝鲜使臣朴兰英受命前来贡春季礼物,因为不够数,太宗一样也不收。但他照旧拿出人参、鞍马、银两等作为回礼,赏给李倧和送贡物的使臣,并命英额尔岱将其回礼送到使臣的馆舍。朴兰英说:“既然不收纳敝国的贡物,我何敢受贵国的赠送?”英额尔岱说:“不纳你们的贡物,是因为你们违背誓言,贡额逐渐减少。”朴兰英也很不客气地说:“你认为我国贡物减少,而贵国的赐物不也减少了吗?”

  英额尔岱很生气,说:“如果两国和好,互相馈送,那你的话诚然有理。但你们无故帮助明朝侵犯我国,可惜老天不保佑,致使你们丧师,各将官连你朴兰英在内都被我活捉。等到我举兵征伐,你们国王丢弃城郭和百姓,窜入海岛。我国从宽处置,全返已得城池和土地,释放阵前俘获的各官,包括你都放还归国。这能说是你们以自己的力量获得生还吗?你们以保全性命、复还疆土之恩向我国纳贡,实自然之理,那为什么还要与我计较呢?”

  一席话说得朴兰英不敢再争辩,只好表示歉意。英额尔岱告辞回去,向太宗报告了使臣说的话,当即决定扣留朴兰英的儿子和同来的使者李必章,向朝鲜示威。接着,皇太极写信给李倧,指责他不如约纳贡,渐减数额,直接说出他的心理状态,是以明强金弱,才敢这样怀有“二心”。他威胁李倧,如果再敢助明进攻后金,“我国不必自劳心力,止调遣蒙古十万人,直趋尔国,尔惟有遁逃海岛而已。”【《东华录》,天聪五年正月。】虽然太宗多次下令要按数进贡,李倧照旧不理。这年底进贡元旦礼物还是不够规定数额。

  次年,天聪六年(1632年)元旦期间,太宗又写信斥责李倧。十二月,派巴都礼一行赴朝,重新规定贡物数额,李倧表示只能贡总数额的十分之一。李倧特别申明,贡物内金、银、牛角三项,这些都不是本国所产,不能“应命”贡奉。巴都礼一行返回沈阳,报告交涉经过,太宗大怒,下令驱逐使臣朴兰英回国,进贡元旦礼物也拒不收纳,令其全部带回。

  朝鲜国王李倧见势不妙,心里有些发慌,一过了年,忙派礼部侍郎申得渊带上他的信,还备齐春秋两季的土特产,携来沈阳。李倧在信里对重定贡额作了解释,想消除后金的误解,但又不愿照数纳贡。他写道:“敝邦地瘠民穷,土产实在难以办全。现在定的数目又比以前增加了十倍,这不是诚心相待之意。所以,除掉土产外,其余全部依议去办。”正月十五日,使臣申得渊回国,带去太宗的一封信。

  信中说:“我这次多定数额,是因为你国渐渐轻视我,每每以贪利讥讽,我甚感遗憾。你供奉明朝的礼物那么多,而且它的使臣欺侮你国,搜括无厌,你为什么不感到难受?而惟独对我这区区之物反生怨恨呢?如依我的主意,春秋遣使往来如故。不然的话,干脆停止使者一切往来,互市贸易例外,可以照常举行。如果你吝惜财物,不愿进贡,也行,但有个条件:你需出兵帮我伐明一次,再调大船三百只,帮我攻取明兵占据的海岛。你究竟是借我兵船,还是如数进贡,这两项任你选择其一。”过了一个多月,李倧复信,太宗看后很失望。因为李倧逐条驳斥了对方的指责,他既不借船,贡额也不准备按规定增加,甚至他提出互市贸易也想“永绝”。这一下又激怒了太宗,他在回信中声明,这是有意要挑起战争,责任完全在李倧方面【以上参见《东华录》,天聪五年、六年、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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