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传(36)_田居俭

三六

　　复念顷者淮、泗交兵，疆陲多垒，吴越以累世之好，遂首为厉阶，惟有贵国情分逾亲，欢盟愈笃，在先朝感义，情实慨然，下走承基，理难负德，不能自已，又驰此缄。近奉大朝谕旨，以为足下无通好之心，必举上秋之役，即命弊邑速绝连盟。虽善邻之心，期于永保；而事大之节，焉敢固违。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恻恻之意所不能云，区区之诚于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尚不逾于三谏，煜之极言，于此三矣，是为臣者可以逃，为子者可以泣，为交友者亦惆怅而遂绝矣。

　　这封长信，可谓古代书简中脍炙人口的上乘之作，它骈散兼行，情理交融，婉言规劝，坦诚真挚。为了唤起对方的好感，在信函开头李煜直书自己的名字，尊刘为“足下”，然后畅叙他和刘往昔“情若弟兄”的“累世之睦”，以及对历次“会面抵掌”谈议的思念，倾诉了李煜将要派人传书“罄申鄙怀”，“以代会面之谈与抵掌之议”的意愿，恳请刘“听其言，如交友谏诤之言；视其心，如亲戚急难之心。然后三复其言，三思其心，则忠乎不忠，斯可见矣；从乎不从，斯可决矣。”

　　接着陈述南汉用兵道州，实为不智之举，强调自古以来，“不顾小大强弱之殊而必战者有四”：或雪父母宗庙之仇；或彼此乌合，民无定心，不战不足以决存亡；或进退维谷，战亦亡不战亦亡，奋不顾命；或敌有败亡之势，我战必胜。而就南汉来说，当下并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必战”条件。如是而战，必不利于家国。

　　再下来就是规劝刘，不要轻信那些坐而论道的“说士孟浪之谈，谋臣捭阖之策”，企图凭借五岭天险与北宋争雄，并以后蜀灭国为例，论说北宋兵强马壮，非剑阁大江等山川之险所能阻挡。尤其指出，南汉与北宋“封疆接畛，水陆同途”，北宋一旦“缘边悉举，诸道进攻”，南汉则将全线崩溃，一败涂地。同时又提醒刘，吴越早已俯首听命于北宋，北宋可以随时调动吴越水师，自泉州出海直趋羊城，届时将使“人心疑惑，兵势动摇”；“岸上舟中皆为敌国，忠臣义士能复几人？”待到狂澜既倒之日想泛巨舟浮沧海，只怕也很难如愿。有鉴于此，还是尽早对北宋收兵息战，行“玉帛朝聘之礼”，以利宗庙社稷，以利黎元天下。

　　李煜对这封书信的立意谋篇极为得意，他在文字上润色后，令内侍送往翰林院缮写，然后特派精通闽粤方言的知制诰龚慎义父子持书出使南汉。

　　刘收读劝降书后勃然大怒，痛斥李煜厚颜无耻，助纣为虐，当即写了一封措辞强硬、出言不逊的绝交信令龚慎义之子带回，又恼羞成怒地将龚慎义囚禁下狱。

　　处于两难境地的李煜对此十分无奈，只好遣使将他们来往的书信一并送往汴梁。赵匡胤阅后火冒三丈，遂命潘美为桂州道行营都部署挂帅出征，朗州团练使尹崇珂为副都部署，东西两路直指贺州。攻克贺州之后，又连下桂州、昭州（治平乐，今广西平乐）、连州（治桂阳，今广东连县），最后占韶州（治曲江，今广东韶关）、广州，于翌年二月灭掉了饶山泽之利、多商贾之税的南汉。南汉亡国，李煜痛感兔死狐悲，心头又罩上了一重不祥的阴影。

　　赵匡胤见李煜软弱可欺，便继续对他施加压力，诏示他派官护送樊氏婆媳安全渡江北上。显然，这又是一起羞辱南唐的严重政治挑衅事件。樊氏婆媳，就是卖身投靠北宋的奸细樊知古的母亲和妻子。

　　樊知古，原名樊若水，字叔清，是南唐池州（治贵池，今安徽贵池）境内的一个落拓书生，因在金陵屡试进士不第，名落孙山，便怀才不遇，蓄意叛逃。此公自幼虽熟知经史，但好读书不求甚解，竟在自己的名字上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据说，他后来逃到汴梁，赵匡胤召见他并问起他的名字出自何书？

　　樊若水回答道：“臣仰慕唐朝尚书右丞倪若水为人光明磊落，刚直不阿，故以先贤之名为微臣之名。”

　　赵匡胤听了不禁感到滑稽可笑，心想：樊若水啊樊若水！你是何等的粗心？唐朝尚书右丞哪有倪若水？只有倪若冰。你怎么就没看见那水字上面还有一点呢！这虽然是件荒唐事，但你总算还知道古人。假如联要为你正名，改称樊若冰，“若冰”的谐音又是“弱兵”，有违朕兴兵统一天下的宏愿。赵匡胤想到这里，便顺水推舟，对樊若水说：“既然你熟悉古人古事，朕为你改名‘知古’如何？”

　　樊若水听说赵匡胤为他命名，深感终生不胜荣幸之至，急忙叩头答拜：“谢陛下赐名，臣终生不忘知遇之恩。”此后便改称樊知古了。

　　樊知古当初在科场失利之后，心灰意冷，只身漂泊到金陵西南的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附近）。采石矶，实际上是横空楔入长江的一座石山，山色青翠欲滴，状似蜗牛，又名翠螺山。它与对岸的天门山夹江对峙，雄伟险峻，长江流经此处，顿时显得江面狭窄。采石矶与

　　岳阳城陵矶、金陵燕子矶并称“长江三矶”。它在平时，为游览者登临的境地；而到战时，则是征伐者抢夺的要冲。采石矶上有唐代诗仙李白的胜迹捉月亭，有东晋将军温峤的胜迹燃犀亭，还有许多寺庙石塔。矶下密集的嶙峋怪石，又是渔人垂钓的理想场所。樊知古初到采石矶由于无依无靠，便栖身佛寺寄食，逐渐与北宋派到寺内的坐探，名曰小长老的僧人结识，二人狼狈为奸，暗中干起了见不得天日的勾当。

　　樊知古借垂钓之名，行侦察之实。他将大团丝绳，一端系于矶上石塔，一端藏在篷船舱内，乘蒙胧月色穿梭两岸，按照固定方位，反复探测江面宽窄和水流缓急，直到获取精确数据，绘制成图。然后，他带着小长老的密信，逃到汴梁伏阙上疏，向赵匡胤献策造浮桥，越天堑，缩短渡江南进的时日，减少强攻硬拼的伤亡。

　　赵匡胤念其甘愿为北宋效犬马之劳，特准他在汴梁应试进士，结果侥幸及第，经吏部选官，授职为舒州军事推官，参与北宋策划征伐南唐机务。职务虽不算高，但作用举足轻重。因为他专门搜集南唐军事机密和掩护北宋谍报人员的潜伏活动。舒州亦名长庆，与池州虽然只有一江之隔，但分属敌对双方，樊知古不敢渡江回故里探亲，生怕南唐地方官吏缉拿，解往金陵治罪。于是，他又上书赵匡胤，请求与家人团聚。

　　早在樊知古叛逃阴谋败露之初，南唐群臣就义愤填膺，纷纷上书李煜，要求严惩奸细家属，以息众怒。李煜惧怕赵匡胤的淫威，迟迟未敢动手，只是下令将樊氏婆媳就地软禁。如今接到赵匡胤的御旨，李煜不禁暗自庆幸。他想，多亏当初没开杀戒，否则今日将无法交代。迫于无奈，他只好忍辱含愤，再次违心从命，将奸细家属奉为上宾加以款待，然后派遣特使携带礼品专程护送。

　　李煜越是退让，赵匡胤就越是威逼。北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他又派翰林学士卢多逊出使南唐，以所谓“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缺江东诸州”资料为由，向李煜强行“借用”江南现存州、军的山川形势图。

　　卢多逊博通经史，多谋善断。精武少文的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发愤读书，定期要史馆提供所需图书，卢多逊当时参与史馆修撰事宜，每逢获悉赵匡胤调阅的书目，便通宵挑灯阅览，熟悉书中所记，待到赵匡胤阅后发问，卢多逊都对答如流，辨析史实，评议时政，深为赵匡胤器重，几至言听计从。在赵匡胤的心目中，翰林院供职的名士，能肩负如此重任者，非深谙南唐历史地理的卢多逊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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