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30)_苑书义

三〇

　　这种条件也为李、左二人战略主张趋于统一提供了物质前提。自从5月上旬运水陡涨以后，左宗棠看到“圈制”有了地利保障，就转而表示赞同，他致函李鸿章解释说：“圈制一策，实制捻良图，惟从前减河未注水时，地段太长，需时又久，弟不能无疑。见（现）在捷地闸开，工程既省，自兴济以南东岸居民均移西岸，正可用民力筑堤自保，而以官军协守，腾出各军剿贼”。左宗棠在同意“圈制”的同时，仍然主张腾出一定的兵力用于“追剿”。李鸿章也凭藉地利条件，压缩河防兵力而用之于“追剿”。

　　这样，李、左二人的意见便趋于一致。李鸿章在写给官文的信中说：关于“圈制”之策，今“季帅俯查众议，似亦首肯”。5月21日李、左在德州桑园会见，“晤商甚为投契”。李、左意见的统一，对于直东战场指挥权的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在直东战场的清军中，以李、左所部为两大主力，其他大员实际掌握的兵力都瞠乎其后。李、左二人意见的统一、行动的配合，也就决定了战略大势，其他大员只得附而从之。象官文、丁宝桢、英翰等人都明确表示赞同李鸿章的战略部署。唯有奕譞“力辟长围之说”，但清廷却不以为然，上谕明确肯定李、左的意见，令其“酌度筹办”。由于实施了“划河圈地”、“且防且剿”战略，使清军在直东战场取得战略主动。

　　捻军试图突破清军河防不果，而在包围圈内又无法摆脱清军围追堵截，只好被动地奔突，最后进入山东北部。李鸿章不失时机地“缩地围扎”，在马颊河与徒骇河布防，把捻军压迫在其间的高唐、商河、惠民一带的狭长地带，并配合地方当局“查圩”，致使捻军陷入绝境。8月张宗禹率部突围，南下到达山东茌平境内，不料徒骇河水陡涨，猝遇清军阻击，全军覆没，张宗禹不知去向。清廷论剿捻功，李鸿章赫然居首，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荣升协办大学士。曾国藩闻讯，颇感自豪和欣慰，特地致函李鸿章，表示热烈祝贺，并大肆吹捧李鸿章的所谓忍性和德力，说“自去秋以来，波澜迭起，疑谤不摇，宠辱不惊，卒能艰难百拆，了此一段奇功，固自可喜，德力尤为可敬！”

　　然而，左宗棠的反应却有所不同。左宗棠本以剿捻之功，赏加太子太保衔，并交部照一等军功议处。但他忌恨李鸿章，“不以淮军歼贼为然，多方搜剔”，既为从陕西进援京畿的部将刘松山争功，“伸秦师而抑淮勇”；又怀疑李鸿章关于张宗禹投水自杀的说法，督军四出搜捕。左宗棠的所作所为，触怒了李鸿章，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李鸿章致函曾国藩，公然以所谓奸臣曹操影射左宗棠，说“此次张捻之灭，天时地利人和实兼有之，祗一左公龁到底。……阿瞒本色，于此毕露，不知胡文忠（胡林翼）当日何以如许推重也。”

　　第四章　富强相因

　　§移督直隶

　　李鸿章指挥淮军镇压了捻军，用贫苦人民的鲜血换得了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的头衔，按常理，似应感到欣慰，但事实上恰恰相反。他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懂得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对于自己是既倚重又压制，随着捻军的溃败和淮军的势盛，必将加剧自己同清廷的紧张关系。清廷把直隶和两江这两个关系南北大局的总督桂冠，分别授予“剿捻败将”曾国藩和“威望过轻”的马新贻（字谷山），谕令自诩为“剿捻功臣”的李鸿章来京陛见，并催促因“剿捻”而进入近畿的淮军撤回黄河以南。凡此种种，使李鸿章切实感到清廷疑忌之深和自身处境之险，因而决意仿效湘军攻陷天京后曾国藩的做法，裁兵自敛，持盈保泰。他一面奏请陆续裁撤淮军；一面向朋僚表露“撤军归农”之意。他致函马新贻说：

　　弟为养此军，平中原之贼，而冒中外之不韪，吴人之怨，今幸句当已了，撤军归农是吾素志，此后扁舟垂钓，不复与闻军事，可告无罪。或谓宜留骁健，以备后患，滌相亦请留二万余人，未知主人翁能不惮烦否？所谓“撤军归农”云云，实际上是李鸿章对清廷玩弄的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他既想保留淮军精锐，又欲巩固已有权势，并没有放弃军权、退隐山林之意。后来他致函挚友郭嵩焘说：“鸿章于捻平时，亦欲抽身，踌躇四顾，无可与言，姑就疆事，与为委蛇。”

　　1868年10月5日李鸿章抵京入觐。他在北京逗留将近一月，首次拜谒慈禧和同治，被赐予紫禁城内骑马如仪。他还访亲问友，会见军机大臣奕䜣、文祥、宝等权贵。他向当轴陈述了自己对国事的看法，进言“军国以一事权为要”，并推崇郭嵩焘“通达夷务治体”，“请召用京秩为宜”。他还进一步了解了清廷核心人物的心态及其对淮军和曾国藩的意向。他致函丁宝桢说：“内意虑左帅难了西事，欲留敝军以作后劲”。他通报曾国藩说：“侧闻天语，留待撤军议定再行北上。枢廷自恭邸以次，皆属鸿章赴金陵劝驾，并商筹善后各事。……内意必欲吾师坐镇畿疆，入都后必有不可中止之势，望预为筹备。”

　　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清廷决意让曾国藩议定撤军事宜，然后移督直隶，并令李鸿章保留部分淮军，以备“助左平回”。11月1日李鸿章出京南下，沿途照料各营，直至12月9日始抵南京，曾国藩亲自出城迎接。李鸿章与曾国藩、马新贻会筹淮军撤留事宜，决定裁遣马步50营，藉以缓解清廷疑忌：并以“中原甫定，南北尚有伏莽，百战劲旅必须酌留镇压”为由，奏请保留75营，其中铭军20余营留防直鲁交界，以备曾国藩履任后调遣，庆、勋两军20余营驻防江苏，交马新贻调遣；自带郭松林武毅军、周盛传盛军和亲军枪炮队等19营赴鄂，以资钤制。后因潘鼎新回任山东藩司，留鼎军7营分防鲁境。经过“剿捻”战役，淮军防区从江苏一省而扩展至苏、鄂、直、鲁四省。直、鲁为畿辅重地，苏、鄂为财富之区。淮军酌留精锐3万，并获得优厚地理条件，从而为李鸿章淮系政治势力的膨胀奠定了基础。

　　南京会商之后，曾国藩启程北上，就任直督；李鸿章始则返乡省亲，继而于1869年2月抵达武昌，接任湖广总督。起初他因“诸务生疏”，“尘牍山积，殊形竭蹶”，甚至无暇给“四方旧好”“一通尺素”。后来他更为淮军的衰败而焦虑不安。刘铭传、潘鼎新、郭松林及其所部，是淮军的主力。李鸿章说：“吾军惟三君为大枝，诸将以三君为最大且老也”。然而除郭松林外，刘、潘二人却相继辞官，刘氏拒赴直隶提督之任，潘氏不愿奉旨赴左宗棠军营差遣。李鸿章致函曾国藩说：“近来淮将暮气颇深，纷纷乞退，鸿章忝窃虚誉，每惧兵事不得脱身，旧部日渐零落，势难再兴，致负期许。”

　　正当淮将纷纷乞退之际，李鸿章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云贵总督刘嶽昭参幼吴棠赴任扰索、收受属员规礼、卖缺卖差、调济私人、收受滇抚差官馈贻。李鸿章深知吴棠“圣眷颇隆”，查办“殊难下手”，因而始则磨磨蹭蹭，6月29日接到命令，8月9日从武昌动身，10月22日才抵达成都；继而草率结案，11月6日就奏上《查复吴棠参案折》，说所参各节，均属空言，在籍绅士僉称吴棠善政宜民。李鸿章曲意包庇吴棠，正中慈禧下怀，致使被告蒙混过关，而原告却受到申斥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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