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16)_苑书义

一六

　　李鸿章既不敢抗拒洋人和买办官绅，又不敢违逆师训，于是便调和于两者之间。他致函曾国藩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䜣、文祥等“以会剿腹地为是，独吾师不谓然。”他认为“与宫军同剿，洋兵每任意欺凌，迳自调派，湘淮各勇恐不能受此委曲。”而他个人也“只知有廷旨帅令，不能尽听洋人调度。”他经过仔细斟酌，“拟两全和好之法”，即令会防局官绅将薛公各营挑去二三千人，随同洋兵操练驻扎，专供会剿会防差使，仍由抚藩礼调”，华尔常胜军亦归并之。而他自己“所带水陆各军，专防一处，专剿一路，力求自强，不与外国人搀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鸿章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认为“会剿”应限于上海百里以内，但洋人如果硬要深入“腹地”亦无不可：

　　“英人又见贼势日穷，不待求助而欲助攻苏州，若拒其所请，既非和好相待之谊，若任其所之，必有太阿倒持之忧。

　　“如英提督必调兵助攻，仍先与要约，克复后立即退出，由臣妥筹布置，不得别有要求。”

　　当然，他允许洋兵助攻苏州是无可奈何之举，他抱怨说：“何必倾英法沪上之师以来争此功，喧客夺主，实觉无谓。”其实，英法并无“会剿”苏州的打算，它们此举的目的只在于挟制淮军而已。

　　打算，它们此举的目的只在于挟制淮军而已。参加“会剿”的除从薛焕各营挑选者外，还有李鸿章所带淮军。

　　1862年5月淮军程学启等部就同英法联军、常胜军会攻奉贤、南桥镇。此后不久，在英军开往嘉定之前，李鸿章曾应邀赴英国领事馆，会晤英国海陆军司令，“商议如何布置对太平军的战争”，最后双方签署一项《会议录》，规定李鸿章“应调遣三千军队进驻南桥”，并准备三千军队由英国军官加以训练。“任何一方调动军队，必须通知另一方。”“双方必须互相供给关于太平军行动的消息”等。同年10月，淮军会同英法联军、常胜军侵占嘉定。李鸿章向“清廷报功说：“查嘉城为苏沪门户，我与贼所必争。英国提督何伯与臣再四会商，谋定后动，中外将士同心辑睦，分路进攻，崇朝而下坚城，其神速尤不易得。”

　　李鸿章在“亲近”洋人、“借师助剿”的过程中，格外倚重常胜军。常胜军是买办宫绅吴煦、杨坊勾结美国流氓华尔建立的。李鸿章初到上海，华尔拒不参见。李鸿章自我解嘲地说：华尔“总是众中矫矫，虽至今不薙发，并未至敝处一渴，与外国人何暇争此利过节那？”及至见过华尔之后，他虽讥之为“蠢然一物”，但却决定“全神笼络”之。

　　李鸿章看到华尔常胜军拥有4000余众，“打仗实系奋勇，洋人利器彼尽有之”，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因而“曲意联络，冀为我用，以助中国兵力所不逮”。

　　李鸿章看到华尔“固是壮士战将，然用之之人其心乃不可测。”吴煦、杨坊“挟华自重，欲其取功名以震耀中外，以形宫军之短。”为了剥夺吴、杨兵权、置常胜军于自己节制之下，李鸿章不能不“全神笼络”之。

　　李鸿章看到华尔常胜军形式上虽属“华夷两商自行经理”性质，但其背后却站着英、法等列强。他认为“该军与洋人是一是二”，华尔与何伯等“谊同胶漆”，华尔势力“能倾服上海洋人”。“华尔之向背，于英、法各国略有关系。”他“欲结一人之心以联各国之好”，因而“以全神笼络”之。

　　事实证明，李鸿章“全神笼络”华尔，并没有落空。华尔不仅协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军，“战功卓著”，而且以其独特身份起着密切英、法列强与李鸿章之间关系的作用，这是李鸿章能够得到英、法各国在政治上、军事上、财政上的大力支持的重要因素之当然，李鸿章在“全神笼络”华尔的过程中，也逐渐看出常胜军的某些弊端：一曰“日益骄蹇”。常胜军“人数过重，扩悍难制，其带兵弁目百数十人，皆系外国人”，中国官员难以铃制。一曰“费银甚钜”。吴煦、杨坊等企图依靠常胜军对抗太平军，所以在“薪粮夫价及一切军火支应”等方面，对常胜军格外优待，比清军多至数涪，“漫无限制，陆续增至四千五百余人，并长夫炮船轮船经费月需饷银七八万两”。

　　有鉴于此，李鸿章深感常胜军已“渐成尾大不掉之势”，这对于他个人的地位和清朝的统治都有可能招来危险。因此，他“久欲稍加裁抑，而事关中外交涉之端，未便轻于发难。”不过，发难的时机很快就到来了。1862年9月华尔毙命，白齐文继任常胜军统帅。翌年1月白齐文殴打杨坊、劫夺饷银四万余元。李鸿章以“不遵调遣，劫饷殴宫”的罪名，将白齐文革职，同时又借口“不能实力铃制，办理不善”，将吴煦、杨坊暂行革职。他以白齐文事件为契机，着手整顿常胜军。他同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等酌商，由中国和英国各派妥员会同接管，并签订《统带常胜军协议》。

　　中英《统带常胜军协议》是李鸿章与士迪佛立经过多次辩论听取得的成果。士迪佛立原拟条约13款，李鸿章复加勘正，增为16款，于1863年：月14日盖印移交分执，并咨明总理衙门备案。

　　李鸿章与士迪佛立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兵权归属问题。

　　士迪佛立企图独揽，李鸿章执意分享。士迪佛立“初不愿中国官员会带”，提出“现在常胜军暂交哈伦管带，随后奏明交戈登管带，即为中国武官。”清方提出“所荐兵宫须与华副将相同，概受中国节制，并受中国官职，如有过失照中国例办理”。经过“切实争闹”，双方达成妥协：士迪佛立同意管带官“均应归抚台节制调遣”，中国派李恒嵩会同管带；清方放弃英国管带官“如有过失照中国例办理”的要求。

　　士迪佛立要求“所有营中章程规矩均须听管带官主意”，清方反对，最后协议：“所有营中章程规矩均须听会同管带官主意。”

　　士迪佛立主张“凡常胜军出队须先与英、法两国商定”。李鸿章表示此条“亦断难行，彼此知会则可”。最后协议：“凡常胜军出队，如远在百里以外攻打城池，须预先与英、法两国商量。至临警调度及附近有贼派出队伍，不必拘定。”

　　兵额问题。

　　英国希望常胜军是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以为其用，自不殆…言。士迪佛立声言“常胜军五千人不可再少，内有两千人必须驻防松江，不能调往他处。”他说这个军队“是协助防卫[上海]三十英里半径的地方实际所必需的。”李鸿章虽然企图借助常胜军“剿灭”太平军，但既担心常胜军势力膨胀危切身利益，又害伯常胜军人数过多，费银大钜，影响淮军的扩充。他力主常胜军“裁汰老弱”，拒绝对士迪佛立作出让步。他说：“发匪自上海百里以外日见退去，已无需更多兵力保卫上海矣。”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双方协议：“常胜军以三千为室，如将来关税短绌，饷银无出，尚可裁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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