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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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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在杭州的另一大乐趣是游山访寺。别看当时白居易已年过半百,鬓发已白,但“登山与临水,犹未要人扶”。招隐寺留下了他的足迹,恩德寺也有他的游踪,天竺、灵隐二寺则光顾最多。《留题天竺、灵隐二寺》诗中说:“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祖国的大好河山不仅给了诗人美的享受,也给了诗人创作的题材和灵感。 白居易喜欢音乐,喜欢看舞,杭州又是一个音乐歌舞之乡,所以诗人的业余生活,也有大半沉浸在这里了。“夜舞吴娘袖,春歌蛮子词。”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白居易终究是一个封建官僚文人,当然也就免不了封建士大夫那种陶醉声色的生活情趣。这一时期白居易写了不少赠妓诗,也代妓女写了些赠客诗。不过白居易跟一般的封建士大夫毕竟有所不同,他在《代卖薪女赠诸妓》中写道: 乱蓬为鬓布为巾,晓踏寒山自负薪。 一种钱塘江畔女,著红骑马是何人? 这里既有对卖薪女的同情,也有对妓女奢侈生活的不满。诗中的“著红骑马”是指当时妓女的打扮。六月,天气暴热,江南干旱,杭州也未能幸免。白居易到处祈雨,均未有结果。现实的生活使白居易认识到靠祈求神灵是不行的,只有靠人的力量,兴修水利,自己改变环境。于是白居易动用人力、物力、财力,展开了一场增修湖堤蓄水的活动。几个月以后,从钱塘门石函桥至余杭门之间,便筑起了一道大堤。大堤修好后,白居易亲自撰写了一篇《钱塘湖石记》,让石工刻在碑上,立于堤头。碑文中详细地写了堤坝的用途,蓄水、放水和保护堤坝的方法,并订出章法:百姓请求放水,不必将公文由州到县,由县到乡层层批转,这样太耽误时间,只要经刺史批准后,便可“即日放水”。他除了蓄湖水灌千顷这一功绩外,还把从前李泌在杭州时淘过的六个大井,重新浚治,对于杭州的市民用水,有了很大的方便,解决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大难事。 白居易除了关心民事之外,为官也十分清廉。据《唐语林》记载,白居易三年官满时,“俸钱多留官库,继守者公用不足,则假而复填,如是者五十余年”。 由此可见白居易在任上的清政廉洁,洁身自好。 白居易在杭州的三年,诗歌写作是比较勤奋的。 诚如他自己所说的: 新篇日日成,不是爱声名; 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 损心诗思里,伐性酒狂中。 如此苦吟的结果,在写诗的艺术技巧上有一定的可喜进步,但反映现实而具有强烈意义的诗作,却是很少的。大都是写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的思想;在写自己的生活和思想过程中,又渗透着颓废、伤感、叹老的气氛,那种刚健、勇于表现现实的诗作,几乎是很难见到了。之所以这样,是和诗人的年龄过百很有关系。 他认为“人生百年内,疾速如过隙”。而且人的一生,“五十已后衰,二十已前痴。昼夜又分半,其间几何时?”于是滋长了一种及时行乐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他59岁以后的25年中,始终影响着他对某些事物的认识。 长庆四年五月,白居易在杭州三年任满,接到回京供职的诏命。六月下旬,白居易终于要告别他留恋万分的杭州了。启程那天,前来送行的市民很多,男女老少,相扶而夹道相送,洒泪而别。这动人的景象,使得诗人感到很惭愧。他即席写了一首《别州民》表示自己的惭愧之情: 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 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 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 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在白居易看来,租税繁重,加上连年干旱,致使人民多陷于饥贫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没做什么事,只是给人民留下了一湖清水,或许能帮助穷苦百姓延度灾荒年月吧。 白居易离开以后,杭州的百姓为了感激他,把他主持修筑的湖堤,称作“白公堤”。后来,索性连原有的白沙堤也称“白公堤”或简称“白堤”,以表示对白居易的怀念。 早在白居易于西子湖畔忙着筑堤时,长安宫廷里发生了很大变化。唐穆宗李恒因服用金石之药中毒而死,年仅39岁。皇太子李湛即位柩前,时年16,是为敬宗。这个敬宗,比唐穆宗更加昏庸,因年幼无知,再加上嬉戏无度,根本就不会处理政事,于是宰相李逢吉得以专权。 李逢吉字虚舟,陇西人,进士出身。此人生性奸诈,与宦官勾结,利用敬宗无知,做尽了坏事,而且势倾朝野。朝廷上下均敢怒而不敢言。白居易回到长安后,社任命为太子右庶子。太子右庶子是个闲职,可以说是“官寮幸无事”,白居易对它又不十分满意,遗憾的是“可惜不分司”。他把自己的想法委婉地表示给宰相牛僧孺。朝中有人好做官,牛僧孺是白居易的门生,诗人很快就被任为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于是白居易便心满意足地住到洛阳履道里新居中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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