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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〇


  总统日记
  1993年9月27日

  这个星期开始的时候,力量对峙没有发生任何新的变化。内务部工作人员继续守卫着白宫周围严密的封锁圈。来自白宫的消息说,白宫保卫者们日益陷入一种歇斯底里般的癫狂状态。持有武器的人已把内部权力彻底掌握在自己手中,军官们支配着代表们的意志。加入他们战斗编组的有:来自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德涅斯特”和“杰利塔”特种营、来自维尔纽斯和里加的特种警察、几百名最高苏维埃警卫局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法西斯政党的战斗队。所有这一切表明,这决不是一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部队。他们当中有许多富有作战经验的军官、雇佣兵相年轻的打手。总之,白宫内聚集着一批“技能熟练”的专业人员,他们不仅敢于、而且善于杀人。

  几乎每天晚上。呆在大楼内的“宪法和民主卫士们”在得到将要攻打白宫的“可靠”消息之后,便使自己进入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而到了早上,在传闻又一次未被证实后,睡眠不足的“卫士们”喝足了酒,便纷纷入睡。据从白宫出来的代表们说,9月28日至29日的那个夜晚过得特别艰苦。哈斯布拉托夫料定我们马上就要发动强攻。他把所有人都召集到民族院大厅里。他身穿防弹背心,目光里流露出狂热的神色。他宣称,很快就要发起强攻了,“阿尔法”小组将采取这一行动。议会任命的国防部长弗拉季斯拉夫·阿恰洛夫精神抖擞地告慰忧心仲仲的代表们,守卫伎白宫是完全有把握的。就这样,他们在大厅里坐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4时。

  自然,这已经是一种精神变态。谁也没有打算用强攻的方式夺取白宫。但是,他们不得不为自己鼓气和j韭行自我恐吓,以保持一种好斗的精神状态。

  在这些天里,我们甚至没有从理论方面探讨过攻克大楼的这种可能性。我坚信,采用政治方法使白宫领导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就可能迫使他们交出武器。总之,没收武器,是当时的主要目的。在同切尔诺侮尔金、格拉乔夫、叶林和戈卢什科磋商后,决定向阴谋家们提出缴出武器的最后期限——10月4日。如果他们拒不执行我们的要求,届时我们将制定出对他们施加压力的更为严厉的方案。

  我记得,包围白宫的警察当时并没有携带武器。我们所有计划、设想和用意的出发点只有一个,即竭尽全力不让发生流血事件,哪怕是意外的牺牲也要避免。我渐渐明白,当武装到牙齿的匪徒们在距民警只有几十米远的地方寻衅闹事,并准备动用冲锋枪、火箭筒的情况下,只配备着橡皮棒的民警们在心理上是难以执行勤务的。

  后来,我要思苦想,竭力想弄明白。我当时的做法是否正确。那时,我曾下决心不理睬他们的姚衅,还指望以我们的克制和忍让迫使匪徒们停止武装对抗。现在,在流血事件已经发生之后,也许,应该承认,我们犯了一次惨痛的错误。假如民警们配有武器,假如内务部机关的工作人员从一开始就能够对武装进攻作出相应的反应,在莫斯科或许就不会发生10月3日至4日晚的那场野蛮而疯狂的反扑。他们因末受到惩罚而沾沾自喜。也许,恰恰相反,要是民警们配备了武器,可能会发生更大的悲剧……总之,我不知道,甚至到现在我仍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从刚一宣布解散议会的那——刻起,我便试图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竭力避免给这方或那方造成任何牺牲,不管是他们的,还是我们的,这都不重要,因为这毕竟是一场灾难。

  总统日记
  1993年9月30日

  在后半个星期,俄罗斯东正教教会试图使局势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缓和。星期四,我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阿列克西二世。同他的谈话是极为坦率和深刻的。我一向钦佩至圣大牧首的安详、坚毅和贤明。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很少谈论并尽可能回避政治。他对解散议会的命令也没有妄加非议。他甚为关心的是为对抗找一条和平解决的出路。他请求接受教会的帮助,以便使同胞们的对抗不致以悲剧告终。

  我以欢愉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帮助。我们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在大牧首的调解下,总统和政府的代表将同白宫的全权使者在圣丹尼尔修道院进行会晤。

  阿列克西二世并未局限于出面调停。他还向俄罗斯人发出呼吁,忧心仲仲地号召人们避免流血冲突。

  在圣丹尼尔修道院的谈判开始了。议会领导人提出把恢复白宫的供电作为开始谈判的条件。我认为,当他们正在向周围随便什么人,甚至向精神变态者和刑事犯都散发武器时,根本谈不上接受任何最后通牒。首先要缴出武器,然后我们才能讨论条件。谢尔盖·菲拉托夫终究还是说服了我。他说、这只是生活要求,并非政治性的,完全可以接受,他们确实在那里受冻。我同意了。尽管这也许又是一个错误。他们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接通白宫的电源,我们接受了。这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以后也可以借助最后通牒来进行谈判。当大楼里的电灯亮起来时,从那里传来一片尖叫声和哄闹声。差一点高兴得端起冲锋枪朝上射击。他们把这件事理解成自己的重大胜利。

  圣丹尼尔修道院会晤开始后仅几小时,谈判就破裂了。破裂完全是由于一般性原因引起的。这再次证明,前议会里的形势已经脱离了政治家们的控制。我们同他们的代表所达成的一切协议都被白宫领导声明废除。看来,议会领导中最激进的集团已完全夺取了权力,正是这时,他们已把赌注押在与政府进行武装斗争的方案上了。他们一面绘制了夺取电视中心、克里姆林宫、俄通社一塔斯社和军事目标的计划,一面又由鲁茨科伊给阿列克西二世写了一封措辞恳切动人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作为一名教徒和一个被授予崇高全权的俄罗斯公民,感谢您竭尽全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接着还写了这样的话语:“……在您竭诚组织的圣丹尼尔修道院调解性会晤中,您拥有以我为代表的绝对支持者”。

  艰难的日子终于来到了。1993年10月3日,星期天,这是新俄罗斯历史上艰难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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