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89)_叶利钦

八九

　　我想，就连百万富翁的娇妻也不敢想像：天花这么多钱。

　　我该怎么办？怎么去向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说这件事？我的第一个念头是：男子汉竟成了某种居心区测的阴谋的牺牲品，他派妻子去那里休息3天，结果在那里遇到了倾盆的美元大雨，她被压垮了。显然，现在无论如何必须撤除他的职务。现在操纵巴兰尼科夫很容易，同样也容易恫吓他。

　　怎么对他说这件事？在动身去瓦尔代休假前，我同总理会谈过。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也和我一样，开始不相信这是可能的。他只是挥挥手：“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您怎么了，咱门都了解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不会是这样。”当我句他更详细地叙述一切时，他的脸色阴云密布。我们决定照下列方案去做：

　　第一，我立即签署免去杜纳耶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职务的命令。维克托·叶林早就同自己的副手合不来了，并且多次在我面前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巴兰尼科夫坚持要我们把杜纳耶夫留在这个职位上。我请叶林稍微忍耐一下。现在清楚了，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当时是对的。

　　第二，我们商定，等我度假回来，立即同巴兰尼科夫谈话。请他解释业已真相大白的事实。他的妻子被邀请到瑞士毕竟不是出于她的服睛长得漂亮，也就是说，有过某些请求，某些微不足道的、也许是重要的差事。我要建议他在我们谈话之后就辞职，他不能再当部长。

　　当然杜纳耶夫的辞职，对他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和警告。巴兰尼科夫很快就会意识到，不久他也会遇到麻烦。我想像他在这之后不会采取某种激烈的或危险的举动。尽管安全部依然是那么强大，它昔日的名称——克格勃至今仍不是无缘无故地让人不寒面粟，我还是不相信这个阴谋。

　　我去休假了，虽说有孙子、女儿和妻子在身边，他们都尽可能地照顾我，使我忘却莫斯科的事情，但在那里我时时刻刻都在回想着巴兰尼科夫的事情。这件绝对愚蠢的事情，我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现解的。

　　巴兰尼科夫很快听到了最初的传闻，他想同我联系。我请求不要给我接通他。大约一周后，发布了免去杜纳耶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职务的命令。报界有些惊慌地试图在某种程度上解释这个撤职原因：杜纳耶夫是一个位置坐得相当稳固的人物，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让他退休了，然而报纸说不出任何清楚的原因。第二天，机要通信直接送给我厚厚的一包函件，是巴兰尼科夫寄来的，信封上写着：“亲自转交”。我明白，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开始了拯救自己的行动。

　　函件是早晨带来的，但快到晚上了我还是不敢去打开它。我拿起来，又放下，然后出去散步，洗澡，看电影，回到家里，坐在办公室，再次拿起那包函件，又把它放下。拖延当然是愚蠢的，但心情是如此的忧愁和痛苦……

　　我终于打开了函件，并读完了它。巴兰尼科夫写道，有人企图损害他的名誉。还说他非常了解那帮提供反对他的某些情报的人，他们是克格勃过去的间谍，其中之一（雅库鲍夫斯基）现在是安全部的间谍。为了其他国家的情报机关的利益，他们完全可能干方百计地败坏俄罗斯的安全部长的名声。何况他们还是一些同性恋者，自然不能相信他们的情报。说这是一个有预谋的行动，是对国家安全的一个打击。

　　鉴于我已经谈过的原因，我不得不提前结束自己的休假，我是星期日返回的。巴兰尼科夫没有再想同我见面。他在等待我的反映。在星期二召开的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我见到了他，会上讨论了阿富汗一塔吉克边境上的悲剧问题。一帮阿富汗极端分子武装匪徒进犯了我们的一个哨所，对这种大型的挑衅活动，边防军竟然没有准备，致使许多战士牺牲。应立即从这个沉痛的事件中吸取教训，从而加强布署阿富汗边境上的武装部队。

　　边防部队从很早就归从前的克格勃、现在的安全部管理。边防部队有自己的司令，他同时是安全部副部长。因此，巴兰尼科夫要对边境悲剧中调查出来的重大失误负责。在安全委员会成员们的报告和发言之后，通过一项决定，解除什利亚赫京边防军司令的职务，因工作中暴露出的缺点，绘巴兰尼科夫以警告处分。

　　安全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了解巴兰尼科夫的情况，他们紧张地等待着，我今天是否提出与贪污受贿斗争委员会提交的材料问题，这是最合适时候，但我还是决定，没有必要：第一，容易把两件事搞混；第二，我自己应当先见见巴兰尼科夫，看他将向大家讲些什么，又会对我说些什么。他曾直接而不是拐弯抹角地向我发过誓表示忠诚。这次他还有什么话说？

　　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暂时还在进行，会议一结束，巴兰尼科夫就立即请求安排我们见面的时间，他当时竭力不正视我。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在第二天的活动日程安排中，给巴兰尼科夫安排在11时。在他到来之前，我先请来了司法部长卡尔梅科夫，同贪污受贿斗争委员会的材料是他直接整理的。

　　我想从他那里听到一点：巴兰尼科夫是否哪怕还有唯一的一次机会？也许有必要再次核实文件的真实性，也许某些事实被歪曲了……然而卡尔梅科夫没有说一句慰藉的话。他通知说，所有研究过的材料，使他作出唯一的结论：这是百分之百的贪脏受贿。

　　我让卡尔梅科夫离开。几分钟后，巴兰尼科夫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当时脸色苍白，我们互致了问候，请他坐下。随即开始了这次艰难的谈话。我问，他的妻子是真的用瑞士公司的钱出的国吗？是同杜纳耶夫的妻子一起3天就挥霍了几十万美元吗？他低头说道：“是的。”

　　这就是谈话的全部内容。

　　其余的谈话就没有必要再转述了。巴兰尼科夫表示认错，然后说今后再不犯类似的错误，说他过去一直只信任我，而且我也不止一次地确信这点。他说不能根据某些同性恋者提供的事实，就毁掉他的命运，我已经几乎听不进他的话了。我不知怎么心里一直在想，这就是我同曾经信赖过的人的永别。

　　当巴兰尼科夫结束了自己的辩解时，我说，在15时举行的安全部务委员会上，将解除他的部长职务。这件事他咎由自取。

　　巴兰尼科夫的样子很凄楚，但我并不可怜他。我为他而感到羞耻，非常羞耻。

　　15时，我把安全部的领导请到克里姆林宫。

　　我简要地通告所有与会者，鉴于安全部长巴兰尼科夫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和违反道德，从今天起解除他的工作。他的职务将由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戈卢什科接替。看来，对大多数与会者来说，我的话并不意外。当撤领导人的职务时，一般来说，下属人员比领导本人还要知道的早。在我发言之后，会场上一片安静。然后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巴兰尼科夫开始发言。3小时前我见到他时，他神情沮丧，吓得魂不阳体。井请求原谅，恳请不要解除他的工作。这时，他突然出奇地平静而坚定地说，总统当然可以解除他的工作，但他认为自己没有错，说结论是根据故意歪曲的材料做出的。他坚决请求检察院对他的活动进行真正的调查，而不要凭借某些“完美无缺”的证词。

　　我有些吃惊地看了他一眼。说，所有事实当然要仔细核实，其中包括让检察长核实。说完之后，我告辞了大家，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情绪。

　　1993年7月27日这一天，我签署了撤除巴兰尼科夫安全部部长的职务命令。

　　报界因不知究竟而焦虑，杜撰出一个个说法，而且一个比一个尖刻：说什么巴兰尼科夫投向哈斯布拉托夫啦，他干涉总统太多啦，以及强大的安全部内部更机灵的同行排挤掉他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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