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21)_叶利钦

二一

　　我觉得，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那些老朽成员完全想象不到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新的信息天地的深度和广度。他们面前的已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党内悄无声息的政变突然变成了完全公开的决战。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对于完全公开的局势没有任何准备，首先是没有精神上的准备。

　　我们的告俄罗斯公民书。宣告了叛乱的非法性。它对发生的一切进行了准确的评估，既谈到了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软禁起来的苏联总统的命运。谈到了俄罗斯的主权，还谈到了为经受得住这些日日夜夜的考验所需要的公民勇敢性。

　　但这还不够。

　　直觉告诉我，国家的命运不只是在广场上来决定，也不只是靠公开的演说来决定。重要的一切还在于事件的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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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乱前不久，我参观了模范的图技师。空降部队司令员帕维尔·格拉乔夫让我检阅了作战部队。我很喜欢这个人，这位年轻的将军，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相当果断，有主见，性格坦诚。

　　于是，我犹豫片刻之后，决定向他提个难题：“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假如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合法选举的政权在俄罗斯受到威胁——若出现某种恐怖、阴谋，企图逮捕人的时候……可以指望军队，可以依靠您吗？”他回答：“当然可以。”

　　于是，19日我打电话给他，这是我从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打的最早的电话之一。我提醒了他我们曾有过的谈话。

　　格拉乔夫窘住了，他长时间地沉默着，听得出电话的另一端他有些呼吸急促。最后他终于说，作为一个指挥官，不能违抗命令。我似乎对他说了一句：我不想把您置于危险境地。

　　他答道：“请等一等，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把自己的侦察连（或者是警卫连，我没记清）给您派到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我谢过他后挂了电话，妻子回忆说，那天早晨我放下话筒后对她说：“格拉乔夫是我们纳人。”为什么？

　　格拉乔夫的第一个反应没有让我丧失信心。况且，在那种情况下不是每个人都能直接回答的。命令就是命令……何况某种借口是有的，但格拉乔夫没回避自己说过的话。而这才是最重要的。

　　通常，人们很少有在一瞬间决定生活中的主要问题的情况。格拉乔夫在话筒中喘息的时刻，不仅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我乃至于百万人的命运。

　　当然，作为这样高级别的军官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有着太紧密的联系，他亲自发出军队进驻莫斯科的命令，亲自领导着政变的军事方面，而同时却又支持我们。

　　在这个职位上有像格拉乔夫这样气质的人——意志坚强、见解独立、敢作敢为，是俄罗斯真正的幸运。

　　但问题不仅仅在于他的个人品质，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的武装力量似乎有两支军队：一支是训练有索、经过阿富汗战争考验的具有最高世界水准的战斗部队；另一支是庞大的“菜园”军队，它们仅仅维持生计，而未参与过任何国家工作。当时“瘦”将军和“胖”将军之间潜在的内部矛盾冲突已经酝酿起来了。

　　当我打电话绘格拉乔夫时，他得在几秒钟内全盘考虑几个问题，包括政治、道德的问题，还有纯职业的问题。他明白了：他这个“瘦”将军获得了一次历史性机会——把“菜园”军队变成真正的军队。这需要经过磨炼、痛苦和一次十分痛苦的改革。但必须把这台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恐怖机器变成永远让俄罗斯感到骄傲的俄罗斯军队。

　　那个早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的情况是非同寻常的，有许多汽车和观察哨。他们把一部分人伪装起来，又让另一部分人故意地让人看到，许多克格勃和特别分队的人穿着便装。科尔扎科夫说他有一种感觉，好像所有这些被派来的人难以区分敌友。

　　他们这些荒唐的行动，很快就暴露无遗。还在夜间就被派到这里的“阿尔法”特别行动小组，一直留在树林里而没有得到具体任务。戈德良和乌拉日采夫代表被逮捕了，俄罗斯的主要领袖们在自己的别墅刚刚醒来，就马上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并开始组织反击。

　　当时我只注意电话，只要它们在工作，就意昧着还可以活下去。

　　这场阴谋的傀儡和迟钝性刚一开始表现出来，我便很快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一个真正的军事—集团不应该这样行动。他们也许是寄希望于别的什么东西，也许是寄希望于全民的恐惧？或者寄希望于一切都顺理成章的一蹴面就？

　　无论如何，都应该利用这一点。我给拖拉乔夫的电话，后来证明是打对了地方。他正被委托在莫斯科布开历有的军事装备。而阴谋组织者们恰好把宝压在了武器装备上，压在其庞大的数量上，压在不以特别行动小组而是普通的士兵致使莫斯科完全瘫痪上。他们不想流血，而且希望在西方政府面前保持形象。正是这种行动中的双重性同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他们在战术选择上犯了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感谢他们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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