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8)_叶利钦

八

　　我临时中断自己的笔记，并划出一个巨大的问号。

　　哈斯布拉托夫当时也有一支不受任何人管辖的最高苏维埃警卫队。他的人企图在白宫储藏更多的武器。

　　难道说历史真会如此重复？

　　历史会如何看待我们俄罗斯的民主派呢？共产主义的叛乱分子害怕向俄罗斯民主源开枪，但民主派自己却不怕向自己的敌人开枪。此中是否有命运的毒辣讽刺和戏弄呢？

　　让每个人自己去独立解决这个谜题吧，而我的答案即是如此。

　　无论是在第一种情况下和在第二种情况下，道义的优势和正义的力量之所以在俄罗斯民主力量一边，乃是因为民主力量处于被迫自卫的地位。在第一种情况下。民主力量的自卫得到手无寸铁的人们的援助；在第二种情况下，民主力量得到威力强大的坦克的援助。

　　然而，俄罗斯的白宫未给我以安宁和平静。

　　这一历史谜题留待将来几代人解决吧。

　　＊＊＊

　　我不止一次地在电视台讲话，发表出入意料的强烈声明，每一次都产生了爆炸性的效应。这并非意味着我爱做惊人骇世之举，爱在电视机屏幕上闪影现形。完全相反，照像摄影对我来说犹如任何规定好的不能自由自主的行为一样，是一种繁重的劳动。我经常累得精疲力竭，所以我非常不喜欢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自己。

　　我的电视讲话总是和一些有转变意义的事件密切相关，如党的代表会议、人民代表大会等等。更为晚些时候，即1993年3月20日和9月21日，那些著名的命令签署前夕，我两次发表电视讲话。

　　但是，有一次我不得不为了能够播放有我参加的节目进行斗争，这就是1991年2月间我公开建议戈尔巴乔夫辞职。

　　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

　　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日益临近。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发生的事件如同有万钩之力而雷霞轰鸣，整个社会都沸腾了。

　　大家都非常清楚举行全民公决的目的，其一是为了赋予全国范围内的紧急状态以合法性质，其二是为了取得同俄罗斯的独立进行斗争的“合法权利”。

　　电视评论员每天都用联盟的解体呀、国内战争呀吓唬人民。我们的立场被说成是纯粹破坏性、摧毁性的立场。用国内战争吓唬人是很容易。我看许多人已经当真地在等着战争了。因此，我迫切地感到有必要进行说明解释工作，要解释清楚联盟的改革不是联盟的解体。

　　但是，情况突然查明：谁也不打算让我直接上电视讲话。

　　是当时的电视台台长克拉夫琴科开始玩花招耍手腕的。他时而不接电话，时而提出一些什么条件，时而改变录制日期。天天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忙得不可开交。我当然开始紧张起来，几乎在每天的各种出版物上和个人的谈话中，都有民主人士劝我与戈尔巴乔夫达成妥协，匆将国家置于紧张状态之中。可以说，就在此时我真正明白了建议我接受的妥协，原来是口中塞满东西而无法喊叫式的妥协。

　　这件事的整个经过成了报纸的财产，报刊上掀起一阵太哗。克拉夫琴科做出一副样子，似乎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那一切只是平常的工作而已。

　　事情发展的结果正好与国家利益的维护者所希望的相反、人们已经十分关注我的电视讲话。

　　问题在于一点：应该将自己的立场最大跟度地解释得清清楚楚、简简单单，让任何人都能懂得明白，不用要求原谅，不必作出防卫性的姿态。这就是在当时形势下最重要的一点。

　　于是，我有一个成熟的想：你们不是害怕叶利钦吗？好吧，那就让你们有一个你们害怕的叶利钦！我决定再一次打破社会上的陈规陋矩行事。

　　我对电视观众说：“事情已经非常清楚，戈尔巴乔夫保留‘改革’这个词的同时，不愿意进行实质上的改革，他要保存现有体制，保存强硬的中央集权，不给予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以独立自主……我完全不同意总统的立场和政策，我要求他立即辞职……”

　　往前看，可以说同我的其他几次激烈声明一样，我采取的这一步骤后果良好。归根结底，我的讲话不是使全国的形势更为复杂，而是有所缓解。

　　不过，我的讲话却极其严重地羞辱了戈尔巴乔夫。

　　当时我为什么发表措辞如此激烈的讲话呢？既然戈尔巴乔夫继续认为自己是改革的领袖，继续充当知识分子的偶像，他在世界上的威信比那些年代的任何一位政治家都高得多，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求他辞职呢？请看世界上一些报纸在我的电视讲话之后写的评论：“戈尔巴乔夫的辞职未必能开拓通向民主的道路”（《柏林报》）。“叶利钦决定公开出击所反映的与其说是他的强大，毋宁说是他的软弱”（《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些外国的外交家都认为，如果不是以进步的观点，而是从防止混乱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话，那么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仍然是最合适的候选人。而叶利钦依然是个不太知名的大人物，并且他可能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泰晤士报》）。

　　我的好朋友、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也说：“在这样的转折关头，正当我们经历一场经济危机之际，时利钦实际上又组织了一场危机——这是一场政治危机。”

　　之所以要猛烈地攻击戈尔巴乔夫，我已经说过我有各方面曲理由，其中包含纯摔道义上的理由——我无法忍耐戈尔巴乔夫在维尔纽斯悲剧事件期间所玩弄的两面派手腕；我更不能原谅他如此轻易地埋葬了那些年的我国经济的唯一希望——“500天计划”。

　　然而，还有更为深刻的理由，而且就在当时我已经开始明确地意识到了。

　　在那个时候稍前，一股新的政治势力已经明显形成。这股政治势力先于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派已经打倒了左派势力和最高当局。对于这股势力而言，我们大家和“美国特务”雅科夫列夫及“德国首脑”戈尔巴乔夫一起统统成了“帝国主义奸细”！实质上，这是经由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失望的俄罗斯人之手，经由新的波洛兹科夫共产党之手，经由非正式的“新共产党人”之手，经由反动的工会之手，经由黑衫党人及其他各种势力之手而将要成立的民族救国阵线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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