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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


  6月初,伊莎多拉在她的排练室里举行了告别宴会。来宾中有:两位法国小说家拉希尔德夫人和莫里斯·韦尔纳先生,著名的剧团经理雅克·科波,法国女记者的老前辈塞弗兰,伊莎多拉的亲密朋友、艺术家查尔斯·达利斯,还有她的三个学生艾尔玛、莉萨和马戈特。

  几天以后,在一份巴黎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由塞弗兰执笔的文章,报道了那次在富丽路的殿堂里举行的晚会。

  伊莎多拉离开巴黎去布鲁塞尔,她在那里做了一些演出,然后在她的三个学生艾尔玛、特里莎、莉萨的陪同下前往伦敦(特里莎和莉萨在最后一刻拒绝和她一起登船去俄国冒险)。她和伦敦交响乐团合作,由德西雷·德福指挥,在皇后大厅进行了一系列的演出。

  6月的一天,克拉辛邀请伊莎多拉和艾尔玛一起到俄国大使馆赴宴。她们发现,这位商务专员和他的夫人十分殷勤好客,这使得她们对布尔什维克党人残暴成性的恐惧感顿时烟消云散。克拉辛告诉她,莫斯科当局不但决定按照她的愿望为她招收1000名儿童,而且还向她提供位于克里米亚的美丽的利瓦季亚皇帝行宫!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她们将在富饶的里维埃拉乡间呼吸新鲜的空气,享受和煦的阳光;那里将有成千名有才能的儿童在蓝天下接受训练。他们将像柏树那样优美地摇曳,将像波浪那样欢快地跳跃。他们将在拥有众多的房间的高楼大厦里居住,在古老城堡内的花园里舞蹈。但比这一切更好、更重要的,是那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府的大力支持。

  她还有什么比这更高的奢望呢?

  7月15日自伦敦启航的“巴尔坦尼克”号航轮,经过风平浪静的航行,于19日安抵雷瓦尔。

  外交事务助理秘书的妻子利特维诺夫夫人和她的陪伴早已伫立在码头上代表苏维埃政府迎接来宾。见到她们以后,利特维诺夫夫人发现沉甸甸的行李封得严严实实,于是命人径直送往领事馆。这三位旅客被安排在领事馆住宿。第二天早晨,她们看着那艘轮船缓缓驶离雷瓦尔港,挥手向同船的朋友们道别。等船只最后消失在灰蒙蒙的远方以后,伊莎多拉向艾尔玛转过身来,嘴边挂着勇敢的微笑,紧紧地拥抱住她说:“好,现在我们承担自己做出的选择吧!”

  午夜,在利特维诺夫夫人的护送下,伊莎多拉、艾尔玛和法国姑娘让娜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这几位胆子不小的旅客发现,她们不得不和一个年轻的陌生小伙子同坐二等车厢。

  以烛光照明的列车沿着无人照管的轨道徐徐前进。她们发现,这位同车厢的陌生人原来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名送急件的机要员。他是一个非常腼腆的年轻人,一点也不像图画里画的那种残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

  这个年轻人在这群生气勃勃、谈笑风生的艺术家面前,很快就感到非常温暖和友好。在去莫斯科的路上,他不仅是一个很好的旅伴,而且还给了她们很多的帮助。

  火车到达了俄国边界,她们看到红军士兵威风凛凛地站在新生的共和国的殷红的旗帜底下。她们被这种庄严肃穆的气氛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伊莎多拉急不可待地希望当场履行入党手续。她要求这位年轻的机要员毫不迟延地介绍她人党。接着,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谈论共产党员的奋斗目标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

  离开爱沙尼亚,苏联境内的第一站就是纳尔瓦。在那里,检查行李的苏联边防人员告诉旅客:火车可能要在这里停上一天。伊莎多拉不愿把自己关在不动的车厢里,于是就去村庄转转。她独自一人,因为那位机要员不能撤下他的旅行袋,艾尔玛则还未醒来。

  在农村集市上,伊莎多拉买了鲜花和带回车里用做早餐的覆盆子。过了一会儿,她又和艾尔玛一起下车去那里散步,顺便访问了当地的学校。

  在返回车站的路上,她们像两个彩衣笛手,后面跟随着一大群穿着杂色衣服的青少年。在她们走上火车以后,伊莎多拉叫让娜拿来手提唱机和唱片,在车站的月台上给这些睁着好奇的大眼、兴奋异常的孩子们举行了一次音乐会,还给他们上了一次舞蹈课。然后,她为他们跳了一小段舞蹈做为示范。

  这次聚会以伊莎多拉从午餐篮子里取出白面包和糕饼分赠孩子们而告终。她把能在行李里找得到的糖果和美味的点心,都一股脑儿地给了他们,一点也不考虑到以后的几天里,她们必须勒紧腰带。

  傍晚,火车开不动了,他们决定带上一听雷瓦尔的青鱼和一些鱼子酱到村里去野餐,这是篮子里的全部佳肴了。

  火车直到深夜才决定驶向彼得格勒,不知经过多少次的放气、鸣笛、停留,终于磨磨蹭蹭地在第二天上午十时到达目的地。

  伊莎多拉一行被人用车从车站直接送到彼得格勒苏维埃总部所在地德安格尔特勒旅馆,那里当局已为她们安排好一个房间。

  休息片刻,她们就去游览市区。伊莎多拉对彼得格勒有特殊的好感,但现在它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看着空荡荡的久未擦洗的商店橱窗,看着紧抱着一小包一小包食物匆匆而过的行人,她不禁回想起这座城市昔日的奢侈与繁华。没有一点感伤的成分,她记得1905年和1908年为她举行的盛大的贺宴。

  她沿着泥瓦河的码头缓缓走去,一眼望见斑斑驳驳、破烂不堪的一些宅第。

  “这座房子是米哈伊尔大公爵送给巴莱琳娜·克斯钦斯卡娅的礼物,1905年我在这里时她对我是那么和蔼可亲。那边那座带着贝壳般大小裂口的房子一度属于公爵未亡人,我演出时,她场场必到……”说到这里,她黯然神伤。

  最后,她来到冬宫,知道这座昔日的皇宫如今已用做儿童医院时,她对新政权的信仰油然而生。

  回到德安格尔特勒旅馆,她们发现四个身着希腊式长袍的年轻陌生人正等在那里,以便向这位舞蹈家表示她们的敬意。她们通过一些秘密渠道得知她已到达彼得格勒。后来从谈话里,才发现原来新希腊乐队的一位负责人有两个女儿,她们曾经做为译员帮助过伊莎多拉的学生和养女艾尔玛·邓肯在1914年4月那次给俄国孩子们的授课。那时,艾尔玛为了替伊莎多拉创设在贝尔维的舞蹈学校选拔学生,曾经到过圣彼得堡和莫斯科。

  在她们走出房间以后,伊莎多拉非常高兴,她冲着艾尔玛大声说:“这不是很好吗?如果我接见一些人,并且客客气气地对待她们,要不她们和你或者我的其他一个学生接触,回去就创办传授邓肯舞蹈艺术的学校。再不然,她们脱下鞋子,自己就练起舞来。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以致成了笑料。如果所有自称为我的学生一个挨着一个地排列起来,那么足可以从这里穿越西伯利亚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转一个来回!”

  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火车于午夜发车。火车噗哧噗哧费力地行驶着,几乎每一个小站和交叉点都要停一停,而且停的时间很长。一群群的农民,携家带口,背上背着铺盖,手里提着茶炊,簇拥在每一个车站上。她们听说他们当中有的已经等了一个星期,为的是搭车去他们最终的目的地。

  旅行,即便是短途旅行,也是难之又难。在正常情况下,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只需14个小时的时间,可她们却足足走了28小时!火车于7月24日早晨4时徐徐驶入莫斯科车站,那天正是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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