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多拉·邓肯(56)

五六

　　终于，只剩下伊莎多拉独自坐守空房，待在一切为了拉梅尔的音乐而准备的贝多芬大厅里。她的绝望无言可表。睹物思情，看见曾经幸福地待过一阵的房屋，伊莎多拉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渴望从这所房子里飞出去、从这个世界飞出去，因为她相信，世界和爱情对自己来说都泯灭了。

　　1921年春，伊莎多拉收到苏联政府发来的一封电报：

　　只有苏俄政府能了解您。欢迎速来，将为您建立学校。

　　这是从哪儿来的电报？从地狱里来的吗？她自问。环视空空如也的房子，没有了大天使、没有了希望、没有了爱情。伊莎多拉回电说：

　　欣悉来电，同意来俄，愿教育贵国儿童，唯一条件为一工作室及工作经费。

　　对方的回电是“同意”。于是，伊莎多拉·邓肯乘上船顺泰晤士河而下，离开伦敦到雷维尔，最后抵达莫斯科。

　　第十二章　红色苏维埃

　　1921年7月12日，伊莎多拉·邓肯登上“巴尔坦尼克”号航轮的甲板，偕同她的学生启航去苏维埃俄国。

　　当时，她的许多朋友和崇拜者认为她疯了。但对那些真正了解她的人来说，她的这一举动并不使人感到意外。他们知道这并非她一时的心血来潮；他们知道她热爱俄国和俄国人民。他们，可能还有很少一些人，了解她的艺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知道像一切真正的艺术家一样，从她的内心深处，她是一个不信奉清规戒律的人。

　　她是一个革命者。

　　伊莎多拉·邓肯热爱俄国。为此，她已在1905、1908和1913年在俄国做过三次富于成果的巡回演出。她在观众、知识界和帝国芭蕾舞团体中引起了极大反响。任何一个观看过她以舞蹈表演柴可夫斯基的《斯拉夫进行曲》的人，都会确凿无疑地感到伊莎多拉·邓肯多么同情俄国人民在沙皇专制制度的压迫下所遭受的苦难。

　　当她1917年在美国巡回演出期间，听到俄国爆发革命的消息后，她就在这个国家里第一次演出了《斯拉夫进行曲》。无疑，也一定是在那个时候，在她的心里萌发了重归已从专制统治下获得了解放的俄国演出的念头。几年后，在1921年至1924年间，在她回到俄国并且在那里生活、工作、经受磨炼以后，她向一位朋友表示，在苏维埃俄国度过的三年，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三年。

　　1921年的4月，伊莎多拉·邓肯奔赴伦敦，与她的情人、钢琴演奏家沃尔特·拉梅尔合作进行一系列的演出。伦敦市民兴高采烈地欢迎这位伟大的舞蹈家。所有她的老朋友，诸如小迪尔德丽的祖母艾琳·泰瑞、艺术家奥古斯塔斯·约翰、司各特小姐，还有许多诗人、音乐家、画家挤满了她在克拉里奇的沙龙。各种报纸上出现了对她的长篇颂扬文章。

　　正当这个时候，一个来自苏维埃俄国的商务代表团在伦敦进行访问。代表团由一位具有相当文化修养和讨人喜欢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之一的列昂尼德·克拉辛率领。他听说这位国际上著名的舞蹈家对新生的俄国很感兴趣，就到邓肯登台演出的威尔士王子剧院去拜访了她。

　　那天，她演出的恰巧是柴可夫斯基的《斯拉夫进行曲》，由伦敦交响乐团伴奏。克拉辛像所有观看过这出表现斯拉夫民族的压抑与自由的舞剧的人一样，被舞蹈家的艺术语言感动得热泪盈眶。

　　演出结束后，他立即奔到后台，向这位舞蹈家表示敬意。就在那间剧院的化妆室里，他们简短地、同时也是半开玩笑地讨论了邓肯去俄国开办舞蹈学校的问题。克拉辛一口答应竭尽全力促使这项计划实现。

　　在此期间，克拉辛向莫斯科的同事发了电报。几天后，他又去邓肯下榻的旅馆和她详细讨论办学的前景。他提交她一份待签的合同，不料立刻遭到邓肯的拒绝，原因是她不愿在“同志”之间沿袭这种“资产阶级分子”的合作方式！克拉辛只好建议她发表一项声明，以表达她去俄国办学的愿望。这回她同意了。她拿起笔，给当时的人民教育委员阿纳托尔·瓦西里耶夫·卢纳察尔斯基写了一封信：

　　我从未想过用我的工作来交换金钱。我需要的是一个工作场所、一座能容纳我和我的学生的住宅、简单的伙食、朴素的衣着，以及能发挥我们才能的机会。我讨厌资产阶级分子和商业性的艺术。我一直没有能够为自己心目中的人工作，这是我的不幸。恰恰事与愿违，我不得不为五美元一张票的代价出卖自己的艺术。我讨厌现代剧院，与其说它是艺术的殿堂，不如称它为妓院更贴切。在那里，艺术家们理应占有一个高级祭师的席位，可是事实上，他们却被降格为老板们的雇工。每晚为了一点微薄的收入出卖他们的眼泪和高尚的灵魂。我愿为人民大众舞蹈，愿为需要我的艺术的劳动人民舞蹈，他们由于贫穷，却享受不了我的艺术。我愿无偿地为他们演出，因为我知道，他们一直没有被比他们聪明的社会贤达带到我这里，而他们却真正需要我的奉献。如果你们能够接受这些条件，那么我将前来为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未来和她的孩子们效劳。

　　伊莎多拉·邓肯

　　接到这封信以后，卢纳察尔斯基给当时正在巴黎的邓肯回了一份电报：

　　请来莫斯科。我们将为您提供一所学校和1000名儿童。您能大规模地执行您的计划。

　　伊莎多拉立即复电：

　　接受您的邀请。拟于7月1日自伦敦启航。

　　在和卢纳察尔斯基互相通电不久，伊莎多拉在她巴黎的排练室里举行了一次宴会。

　　所有她的朋友都来了，其中有几位是俄国侨民：柴可夫斯基小姐，她是前沙皇政府农业部长的女儿；马克拉科夫，原俄国驻法大使，还有其他一些人。

　　当他们得知邓肯真的下定决心要去苏维埃俄国，惊讶得目瞪口呆。他们原以为这不过是她一时的奇思怪想，却不料是她的真诚愿望。

　　柴可夫斯基小姐俯下身去，跪倒在伊莎多拉像往常一样斜倚着的长沙发椅旁，恳求她别去俄国。她告诉邓肯她父亲转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个身在俄国的人写给她父亲的。信中谈到发生在那里的无可名状的恐怖。她戏剧性地在邓肯的面前挥动着这封信，带着悲哀的声调念道：

　　“看看他们干的好事吧。由于缺乏粮食，他们正在宰杀4岁的儿童，把他们的四肢挂在肉铺里出售。”

　　伊莎多拉·邓肯天生的怀疑精神使她拒绝相信这种夸大其词的歇斯底里的调语。当其他几位在场的俄国友人振振有词地证实这些消息，央求她取消这次旅行时，她只说了一句：“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必须去那里！”她的脸色看上去显得苍白而严肃。

　　宴罢客散以后，只有伊莎多拉和学生艾尔玛在一起，有关布尔什维克的恐怖的谈话，仍萦绕在她们耳边。伊莎多拉开玩笑地说：“别担心，艾尔玛。要吃的话，他们当然先吃我，我长得比你胖。那时，你赶紧逃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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