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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本来伊莎多拉·邓肯和弗罗曼订有为期六个月的巡回演出合同。合同保证,无论成功与否都要履行下去。然而,由于伊莎多拉的自尊心受到挫伤,看到他不想履行已签订的合同,对他未免轻视,于是当着他的面撕毁了合同,说道:“这样至少可以使你不再承担任何义务了。”

  巴纳德总是说他为伊莎多拉这样的美国土壤的产物感到自豪,说如果美国不欣赏她的艺术,他简直太伤心了。按照他的建议,伊莎多拉决定在纽约留下来。于是她在美术大厦租了一间工作室,挂上她的蓝色窗帘,铺上地毯,每天晚上为诗人和艺术家们表演舞蹈,继续创作一些新作品。

  1908年11月15日的《太阳报》星期日增刊登有一篇文章,对伊莎多拉·邓肯在那个时期的一个夜晚做过如下描述:

  她(伊莎多拉·邓肯)从腰部以下裹着一幅美妙的带有中国刺绣的纱罗。她那短短的、乌黑的头发鬈曲着,蓬蓬松松地编在脖子后面,自然地分开,披拂在两颊旁边,像圣母一般。她的鼻子微微翘起,眼睛是灰蓝色的。许多关于她的新闻报道谈到她的身材高大优美——犹如成功的艺术品,而实际上她只有五尺六寸高,体重一百二十五磅。

  四周琥珀色的灯光亮了,剧场大厅顶部中央的黄色圆盘似的灯柔和地照着,使色彩效果达到了完美的程度。邓肯小姐出台表示歉意,说用钢琴配音大不协调。

  “像这样的舞蹈用不着音乐,”她说,“除非是像潘神从河边砍来的芦管吹出来的那种音乐,恐怕只要一管长笛、一管牧人风笛就足够了。其他的艺术——绘画、雕塑、音乐、诗歌,都已经把舞蹈远远抛在后面,舞蹈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失传的艺术。如果试图把舞蹈与另一种远远走在前面的艺术(比如音乐)和谐配合,那是困难的、不协调的。我贡献出我的一生,就是为了使这种失传的舞蹈艺术得到新生。”

  她开始讲话的时候,是站在靠近正厅那些诗人坐的地方,而当她结束讲话的时候,已经在大厅的另一头了。简直无法知道她是怎么到那里去的。但是你想想她的朋友艾琳·泰瑞就明白了——后者像她一样,对于空间是毫不介意的。

  她再也不是疲惫不堪、愁容满面的女主人了,而是成了一个从一片破碎的大理石中从容自在地走过来的异教精灵,似乎那就是她在世界上要做的最明白不过的事情。也许她像希腊神话中的海中女神加拉提,因为加拉提在解放出来的最初瞬问,一定是跳着舞的;她又像是披着头发的女神达英尼,在德尔斐树林中,从阿波罗的拥抱中挣脱出来。你刚这样想,她的头发就披下来了。

  无怪乎她这些年站在埃尔金大理石上供英国贵族们娱乐,而又遭到他们半信半疑的眼光,实在叫她厌倦。现在,在你眼前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塔纳格拉的塑像,是雅典神庙的队列;是骨灰瓮和墓碑上戴花冠的悲哀女神;是酒神女祭司的放浪形骸。看起来你们是在观看她,实际上你们观看的是人为技艺尚未插入之前人类天性的全部活动景象。

  邓肯女士承认:她整个的一生都在努力返回到古代,发现在悠久岁月的迷宫中丢失了的淳朴自然。

  “在我们偏偏称为异教的远古时代,每一种感情都有相应的表现动作,”她说。“灵魂、肉体、思想浑然一体,合作协调。瞧,雕塑家的妙手抓住和表现出来的那些古希腊男女的形象,简直不像是人工斧凿出来的倔强大理石,你几乎可以说出他们想跟你说什么话,只要他们开口;即使他们不开口,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你也完全知道他们想说什么。”

  然后,她停一会儿,变成了一个舞蹈的精灵、一座琥珀的雕像,时而高擎酒杯向你敬酒;时而把玫瑰花瓣撒在雅典神庙之前;时而在爱琴海紫红色的波浪顶尖上游泳。

  艺术杂志编辑玛丽·罗伯茨欣喜若狂地说出了以下一段话,邓肯女士认为这是她所读过的对她全部创作的最满意的总结:

  “当伊莎多拉·邓肯翩翩起舞的时候,人们的精神仿佛回到了远古时代,世界初创的时代。那时候,人们以形体之美做为自由表现伟大灵魂的手段,运动的韵律和声音的韵律融合为一,人体的动作与风和海洋的运动协调一致,女人手臂的姿势犹如玫瑰花瓣的开放,而她的脚在草地上踩踏,犹如树叶飘然落地,当宗教的、爱情的、爱国的、牺牲的或者欲望的整个热情,合着古弦琴、竖琴或者铃鼓的节奏表现出来的时候,当男男女女在他们的家庭炉旁和神的面前,或者走出家门在森林中和在海边,身上充满了生命的欢乐,以宗教式的狂热跳起舞来的时候,那就必然是:人类灵魂的每一个强烈的、巨大的或者美好的冲动,都从精神倾泻出来而化为身体,与宇宙的节奏和谐一致,完美无瑕。”

  巴纳德建议她留在美国,伊莎多拉·邓肯听从了他的劝告,并为此感到庆幸。因为有一天,有个人来到她的工作室,以后由于他,伊莎多拉才获得了美国观众的热情爱戴。这人就是沃尔特·丹罗希。

  丹罗希是一位侨居美国的德国作曲家、指挥家。从1891年至1928年,他一直担任纽约交响乐团的音乐指导和首席指挥。他曾看过她在克莱特里昂剧院用舞蹈表现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那次的乐队又小又糟,但他却想到,如果配上他那个优秀的乐队,由他自己精心指挥,这个舞蹈的效果将会多么了不起。

  丹罗希建议伊莎多拉12月在大都会歌剧院登台连续演出,她欣然同意了。

  结果果然如他所料。首演时,查尔斯·弗罗曼想订一个包厢,但是他很惊异地发现剧场的座位已经被抢订一空。这次经验证明,不管那位艺术家多么伟大,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即使是最伟大的艺术也会化为泡影。埃莉诺拉·杜丝第一次到美国巡回演出就是如此,由于经理工作很糟,表演的时候剧场里几乎空空如也,于是她觉得美国人永远也不会欣赏她的艺术。但是,当她1924年重返美国的时候,从纽约到旧金山,到处受到热烈欢迎。

  令伊莎多拉·邓肯感到非常自豪的,是有一个由杰出的沃尔特·丹罗希指挥的八十人大乐队伴随她去巡回演出。这次巡回演出特别成功,因为整个乐队上上下下都充满着一种友好的感情,对指挥、对伊莎多拉都是如此。伊莎多拉和丹罗希非常一致,当她站在舞台上跳舞的时候,似乎她的每一根神经都跟乐队、跟这位杰出的指挥连成一体,息息相通。

  她和丹罗希之间有一种密合无间的默契。他的每一个手势,伊莎多拉都立刻感觉到一种与之呼应的颤动。只要渐强乐句上他一增加音量,她内在的生命力马上增长、洋溢,化为一个个动作——因为每一乐句都成为音乐律动,她的整个身心也跟他一起和谐震颤。

  有时候,伊莎多拉从舞台上望下去,看见丹罗希的巨额俯览总谱,就觉得自己的舞蹈的确像是雅典娜的诞生。

  在美国的这次巡回演出大概是伊莎多拉·邓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自然,她还是为乡愁所苦。每当表演第七交响乐的时候,伊莎多拉眼前便出现一幅图画:她的学生们成年以后,和她一起用舞蹈来表现这部音乐的时候,该是什么样子?因此,这还不是完全的快乐,而是对未来的更大快乐和希望。也许,生活中并没有完全的快乐,而只有希望。

  在华盛顿,伊莎多拉·邓肯遇到了一场急风暴雨——几位部长以激烈的言辞反对她的舞蹈。

  后来有一天日场,罗斯福总统出人意外亲临包厢,来看她的演出。他很喜欢伊莎多拉的演出,每一节目演完之后都带头鼓掌。后来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这些部长从伊莎多拉的舞蹈中能找到什么害处呢?在我看来,她像是一个跳着舞穿过晨曦沐浴的花园采摘想象之花的天真无邪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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