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多拉·邓肯(32)

三二

　　于是，她想到了俄国，因为伊莎多拉发现那儿的观众对她的反应热烈，而且使她交过好运。抱着有可能在圣彼得堡办学校的想法，伊莎多拉·邓肯于1907年1月再度前往圣彼得堡。伊丽莎白陪同她前往，她们还带了二十个小学生。

　　这次试验没有成功。尽管观众对伊莎多拉复兴真正的舞蹈的呼吁表示热烈支持，但是，皇家芭蕾舞剧团在俄国根深蒂固，任何变革都是不可能的。

　　伊莎多拉带着学生们参观了芭蕾舞学校孩子们的训练。该校的学生观看伊莎多拉的学生时的神情，就像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看见了天空中飞翔的燕子一般。但是，在俄国建立一个提倡人体自由动作的学派还不到时候。

　　伊莎多拉·邓肯在俄国建立一所更为伟大、更为自由地表现人类感情的学校的希望，只能寄托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支持。然而，尽管他竭尽全力帮助她，但仍然没能把他们的学校安排在他的艺术剧院里——而这正是伊莎多拉所希望的。

　　就这样，寻找对她的学校支持的愿望在德国和俄国宣告失败之后，伊莎多拉决定到英国去试一试。

　　第七章　百万富翁

　　1908年夏天，伊莎多拉带领全班人马到了伦敦。

　　在著名的演出经理人约瑟夫·舒曼和查尔斯·弗罗曼的主持下，他们在约克公爵剧院演出了几个星期。伦敦观众认为伊莎多拉和她的学生们的表演是颇为有趣的消遣。但是，对于将来办学校并没有丝毫实际帮助。

　　此番距伊莎多拉·邓肯首次在新画廊演出舞蹈，已经七年了。伊莎多拉为能和英国钢琴家、指挥家查尔斯·哈莱和诗人道格拉斯·安斯利重叙旧日友情而感到很高兴。美丽而又颇负名望的戴姆·艾琳·泰瑞常常到剧场来。她喜欢孩子们，带她们逛动物园，使她们高兴万分。亚历山德拉王后两次驾临包厢，给他们的演出增光不少。还有许多英国贵族夫人，都毫不矜待地到后台来，十分亲切地向伊莎多拉祝贺。

　　曼彻斯特公爵夫人建议说，伊莎多拉的理想也许可以在伦敦实现，她的学校大概能得到支持。为此，她邀请她们全体到泰晤士河畔她的乡间别墅去作客。在那儿，她们又一次在亚历山德拉王后和爱德华国王面前表演了舞蹈。

　　在短短的一段时期中，伊莎多拉充满了希望，满以为在英国可以办一所舞蹈学校了。可是结果呢，又是一场空！哪儿有地方，哪儿来房子，哪儿有足够的经费实现她那规模宏大的美梦呢？

　　和往常一样，伊莎多拉这一小队人马的开支相当浩大。她们存款再次告罄。结果，这个学校最后又不得不返回格吕内瓦尔德。与此同时，伊莎多拉和查尔斯·弗罗曼签订了一个到美国去旅行演出的合同。

　　为此，伊莎多拉·邓肯付出了痛苦的代价：只好与她的学生们，与伊丽莎白和克莱格分手。而最使她痛昔的，则是跟血肉相连的小宝宝迪尔德丽分开——她快一周岁了，长得碧眼金发，红润的脸蛋儿，可爱得很。

　　就这样，1908年7月的一天，伊莎多拉·邓肯终于独自乘上巨轮，驶向纽约。

　　自从一家人搭乘牲口船离开纽约以来，已经八年过去了。伊莎多拉已经驰名欧洲。她创立了一种艺术，一个学派，还创造了一个小宝宝，成绩不坏。然而，就经济情况，她却并不比以前富裕多少。

　　查尔斯·弗罗曼是一位了不起的经理人，但是他没有认识到，伊莎多拉的艺术天生不适合于叫座。邓肯的表演只能打动相当有限的一部分观众。

　　他让她在8月的炎炎夏日里登台表演，做为百老汇的精彩节目，却是在一个又小又不顶用的乐队的伴奏下，表演格鲁克的音乐和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结果不出所料——彻底失败了。

　　那几天酷热的晚上，气温高达华氏90多度，闲步逛人戏院的极少数观众看得莫名其妙，而大部分观众根本不喜欢邓肯的舞蹈。评论文章很少，而且写得很糟。总的来说，伊莎多拉感到回到祖国来实在是一大错误。

　　一天晚上，她正坐在化妆室里，心情特别沮丧，这时听到一个亲切悦耳的声音向她祝贺。伊莎多拉抬头一看，一个人正站在门口，他个子不高，一头棕色鬈发，满面笑容，和蔼可亲。

　　他由衷地向她伸出手，说了许多赞美她表演艺术的话，说她的艺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伊莎多拉顿时觉得到达纽约以来遭受的一切挫折和痛苦得到了报偿。

　　这个人就是著名的美国雕塑家乔治·格雷·巴纳德。

　　此后，他每天晚上都来看她演出，而且经常带来一些画家、诗人和其他朋友。其中有舞台演出人戴维·贝拉斯科、画家罗伯特·亨利、乔治·贝洛斯、珀西·麦凯耶、马克斯·伊斯特曼，格林威治村青年革新派简直可以说全部都来了。另外，来人中还有形影不离的三位诗人：爱德温·艾灵顿·罗宾逊、里奇利·托伦斯和威廉·沃恩·穆迪。

　　这些诗人和画家们向伊莎多拉表示的友好祝贺和热情鼓励，大大地振奋了她的精神，抵销了纽约观众的冷淡无情。

　　巴纳德，这位后来创作了大型林肯塑像的雕塑家，想给伊莎多拉雕塑一个舞蹈塑像，叫做“美国在舞蹈”。

　　于是，10月里晴朗的一天，纽约特有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在他的华盛顿高地的工作室外面，他们一起站在一个小小的山岗上。

　　极目眺望，伊莎多拉伸开双臂，说道：“我看见美国在舞蹈。”

　　这构成了巴纳德对这个雕像的设想。

　　伊莎多拉总是早晨到他的工作室去，随身提着一只装有午餐的篮子。他们畅谈在美国复兴艺术的新规划，非常愉快地度过几个小时。

　　自然，工作室里的这些谈话，这些互相感染的、关于美的狂热入迷的谈话，产生了效果。从伊莎多拉这方面，她很想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贡献给塑造“美国在舞蹈”这个伟大的雕像任务。但是，巴纳德的道德观念达到了狂热的地步。伊莎多拉那年轻幼稚的幻想丝毫不能影响他的宗教虔诚。所以，他的大理石雕像既不算怎么冷酷，也不算怎么严峻。在她看来，自己是瞬息而逝的，而他则永世名存，这就无怪乎她渴望通过他的天才成为塑像而传之千古。

　　伊莎多拉和她整个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渴望着变成在他那雕塑家的手中任他摆布的柔软粘土。

　　“美国在舞蹈”的雕塑是一个奇妙的开端，但可惜没有发展。没过多久，巴纳德的妻子突然病了，塑像工作被迫停止。

　　查尔斯·弗罗曼看到在百老汇演出失败惨重，便试图到一些小城市去巡回演出。但是，这次巡回演出也安排得很不好，结果比纽约的演出失败还要惨。伊莎多拉终于失掉了耐心，去找查尔斯·弗罗曼，而他正在为赔了那么多钱而狼狈不堪。

　　“美国不了解你的艺术，”他对她说。“你的艺术远远超出了美国人的接受能力，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你的艺术。你最好还是回欧洲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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