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40)_虚阁网

四〇

　　§第四节　《九三年》（下）

　　《九三年》中最震撼人心的情节有两个：一是在母亲佛莱莎撕心裂肺的绝叫声中，杀人恶魔朗德纳克返身冲入火海救出3个小孩，自己因此被捕；一是郭文放走朗德纳克而代其受死，西穆尔登在亲自宣判并监斩了自己的学生后而饮弹自尽。可以说，作者意欲在《九三年》中注入的全部意义因为这两个情节而获得升华，这部小说所以成为不朽，在很大意义上也应归功于此。如果说诗有诗眼，画有画韵的话，《九三年》这部描写伟大的法兰西革命的史诗的诗眼就在这两个情节之中，这幅巨大的历史画面含蕴的意韵亦在其中。

　　农妇米舍尔·佛莱莎是战争苦难的象征；也是伟大母爱的象征。这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母亲，但却因战争和封建专制统治而饱受折磨和苦难。战争几乎使她失去了一切：房屋家产、丈夫、还有失踪的孩子。伟大的母爱使她不辞辛劳，四处寻找自己的孩子；她那伟大的母爱最终也使奇迹出现，给她带来灾难的元凶最后救出了她的孩子，她们母子终于获得团圆。因此，可以说是母爱使佛莱莎能在残酷的战争中得以保全了自己的孩子，是母爱在无情的较量中唤醒了敌猷泯灭的人性。

　　朗德纳克是暴虐与凶残的代表，是战争与苦难的渊薮。他出现在哪里，那里就有罪行发生。他在本小说中的第一次出场，就是命令处决那位失职的水手。

　　在他到了布列塔尼以后，那里迅即变成血与火的战场。

　　他杀人成性，连妇女小孩也不放过。但他本人又极其狡猾，善于玩弄欺骗伎俩，因而能够驱使愚昧的农民为他效命疆场。城堡前与革命军的较量证明他是死不改悔的，他是正义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懂得利用宗教信仰，也确实不乏人格感召力，这是一个具有理性色彩的充满兽性的对手。但是，烈火之中传来的母性的呼喊声和熟睡的孩童的可怜状貌，却使他在这一特殊的情形下人格行为发生了突变，成了冒死救人的英雄。

　　在人性与兽性、战争与母爱的较量中，人性战胜了兽性，母爱战胜了战争。通过这一情节和上述两个人物的行为及命运，作者雨果表达了谴责战争和讴歌母爱的人道主义主题。

　　郭文是作者创造的一个崇高的人道主义者。他有“高尚的思想和动机”，他年轻有为，机智果敢，忠于革命，为正义而战。在大革命爆发后，他放弃了自己的财产地位，投入共和国的阵营。所以如此，这是因为他相信真理、正义在共和国一边。但他同时还抱有人道主义的理想。他认为“恕”字是“人类语言中最美好的一个字”；“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宽恕，那么胜利也就不值得争取了。”因此，在封建专制和推翻封建专制的斗争中以及反革命与革命的较量中，他站在了推翻封建专制和革命的一边；但在他所信奉的人道主义理想和他正在从事的革命事业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却站在了人道的一边。他坚信“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所以，他放跑了革命的敌人朗德纳克；而他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革命的惩罚，坦然走上断头台。

　　西穆尔登是法国大革命中激进派的代表。他无私正直，“满身都是道德和真诚”。他出身贫苦，当过乡村教士，因此能够理解人民，表达人民的意愿和感情。

　　他忠于原则，坚持法纪，但同时也体现了最高的人性规范。他坚定地指出：“革命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毫不仁慈的。”在战场上，他无所畏惧，当一个匪兵举刀砍向郭文时，他冲上去打倒匪兵，自己却因此受了重伤；在军事法庭上，他公私分明，坚决维护革命法治的尊严，将违纪的学生送上了断头台。他的死，既出人意料，又感人至深。从他同郭文的关系看，这一种结局是合情合理的，同时更突出了他忠义两全的崇高品质，也强化了小说的悲剧色彩。

　　这是作者的神来之笔：伦理道德与革命暴力、善与恶之间有一种既对应又矛盾的关系，使用暴力往往是触犯道德的，但道德的秩序常常只有通过暴力的形式才能实现；纵恶并不能为善，并且违反了善的本意，因为与一人为善往往使更多的人受恶，结果反变成行善即行恶。但是，在个人处理这种复杂关系时，往往因行善而在另一层次行了恶，在维护革命原则的同时却违背了伦理原则，这种情节本身即蕴含着悲剧性因素。为了弥合这种矛盾，便只能以人物自身的悲剧结局予以解决。而这样一来，恰恰突出了人物的高尚人格——这正是《九三年》的感人之处：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上，人人褒贬清晰；而在人性和兽性的分水岭前，也是个个泾渭分明。因此，《九三年》既是一部革命史诗，又是一部闪烁着人格魅力的道德童话。

　　《九三年》与雨果的其他小说不同的地方，亦即这部小说的突出之处，是作家引入了人伦冲突。作家将人伦关系与阶级关系结合在一起，人伦冲突在阶级冲突的基础上和大背景中展开。小说的上述三个主要人物或为亲属关系，或为师生关系；但随着情节的发展又分别构成敌我关系或原则冲突。小说的这种处理使情节的发展更为复杂而激动人心，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也增加了作品本身的魅力。

　　《九三年》是雨果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同时也是他一生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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