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27)_虚阁网

二七

　　§第二节　《悲惨世界》（中）

　　雨果一生关心政治，投入政治斗争之中。但他过于天真纯朴，不谙政坛的翻云覆雨、尔诈我虞，不懂政客狡诈阴险、玩弄权术的阴谋手段。因此，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他总是节节败退，发挥的作用有限。但是，当他用笔参与现实斗争，干预社会生活的时候，他找到了自己为人类正义、自由和进步而斗争的最佳位置和最有效手段。《欧那尼》是这样，《巴黎圣母院》是这样，《死囚末日记》还是这样；而《悲惨世界》更是这样。

　　《悲惨世界》序言起首第一句声称：“这是一部宗教性的著作。”如果从宗教的终极性意义上来理解，这正是该书能够得到普天下读者的厚爱、并在法国以至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且能流传后世百年不衰的原因所在。正如作者自己所预言的：

　　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赢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文学就是为表达自己的思想服务，创作就是要干预现实生活。雨果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谈到创作本书的目的，他在给拉马丁的信中写道：

　　如果说作一个激进者意味着为理想服务的话，那么我便是激进派……是的，允许贫苦存在的社会，允许地狱存在的宗教，允许战争存在的人类，在我看来是低劣的社会，低劣的人类和低劣的宗教，而我却是要追求崇高的社会，崇高的人类，崇高的宗教，即没有君主政体的崇高的社会，没有边界的崇高的人类，没有手写的教义的崇高的宗教。是的，我要和以谎言作为交易的神甫，以及践踏正义的法官做斗争…….是的，只要一个人可以抱有希望，我便希望消灭笼罩在人类头上的恶运；我要痛斥奴隶制，我要消除贫困，根绝愚昧，我要治疗疾病，我要驱散黑暗，我要憎恶仇恨。这便是我的信念，这正是我要写《悲惨世界》的原因之所在。

　　在写给《悲惨世界》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商达厄利的信中，他坦率而又充满自豪地承认：“我写这部书确实是为了所有的人。凡是男人愚昧无知、陷于绝望的地方，凡是女人为了一块面包而卖身，以及儿童因为没有学习的书籍与取暖的火炉而痛苦的地方，我的《悲惨世界》都会来敲门，说道：‘开门，我找你们来了！’”

　　因此，在这部小说中，出现了多达接近100的人物。有主教、神甫、修女，有法官、警察、议员、将军，有绅士、商人、大学生和出版商，也有小偷、流氓、妓女，还有各种类型各种性格的穷人百姓和下层人民；小说中还有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代表和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拿破仑和威灵顿。通过这些人物所反映和表现的社会生活面是广阔而宏大的，它构成十九世纪法国的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小说还描写了那一时代最突出、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如1815年拿破仑的滑铁卢之战，复辟王朝的反动，1830年复辟王朝的覆灭，七月王朝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1832年的共和党人起义，巴黎街头的街垒和巷战等等。其中，滑铁卢战役就占了小说第二部的整整一卷；而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和共和党人保卫街垒的战斗构成了小说最后两部的主体。《悲惨世界》是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与丰富的历史内容的完美结合，因而，它具有史诗性的意义。

　　除了下面将要介绍的小说中人物典型的成功塑造外，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出现的大段大段的抒情性议论或整章整章的历史事件描写。对此，雨果的出版商在该书出版之时就曾建议作者给以简化或压缩；该书出版后，它们也成为反对或批评者所诟病的主要目标。

　　人们认为这种处理过于枝蔓和冗长，艰涩累赘，削弱了小说的情节结构，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但这种批评还是从纯艺术角度出发的。更多的批评却来自意识形态方面。例如，在当时刊载在《评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雨果先生写出的并非社会主义的论文，而是干了一件根据我们经验所知的危险得多的事情。这本书就其趋向而言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它不仅是一个作家的作品，而且还是一个人的行动，我甚至要说，是一个党派的行动；这是1848年的真正的示威。”

　　文章称雨果是“法国的头号蛊惑家”。还有的反动报刊攻击说，并没有雨果这个人存在，《悲惨世界》的真正作者是恶魔撒旦。连俄国沙皇也看到了此书潜在的革命意义，他认为该书对社会基础有害，因此阻挠《悲惨世界》的俄文本出版。

　　雨果的创作是完全自觉的，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写作真正目的。如果说在他文学出道之初，他就未曾想过要取悦观众或读者的话，那么，经过了本世纪巴黎革命的风风雨雨之后，他更不会去做一个媚俗的三流作家了。因此，他拒绝了出版商的修改建议，并且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一部迅速展开情节的轻松喜剧成功的寿命只有12个月，而一部思想深刻的戏剧的寿命却是12年。”历史完全证明了他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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