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根评传(31)

三一

　　但是，凭着他十拿九稳的直觉，他能识别他自己不一定很理解，甚至不一定很喜欢的东西的价值。加州理工学院不断吸引着全世界最有才干的科学家。例如，马克斯·德尔布鲁克1937年到加州理工学院工作。他后来写道，“我之所以选择了加州理工学院是因为它的果蝇遗传学有支很强的队伍，是因为它对我在科学上的兴趣爱好抱有同情态度。”布里奇斯和斯特蒂文特继续给他们的果蝇染色体图，比德尔开始了红色面包霉的研究，德尔布鲁克由于埃默里·埃利斯的帮助，选中了一种更小的生物——一种细菌病毒：但摩尔根本人却转向了许多他在本世纪初就研究过的形体大得多的简单生物，探索再生与分化这类基本问题，特别是性分化问题。

　　这段时间他研究了蝾螈随季节而变化的第二性征，研究了海盘车类动物的臂的再生现象，研究了不同生态型的鼷鼠之间的杂交，也研究了一种叫金龟甲的昆虫体色突然变化的现象。他最后进行的一批实验又回复到他最早搞的那一类，其中也包括被他称为他的“神圣的玻璃海鞘”。有一天，在讨论玻璃海鞘的自体不孕问题时，摩尔根说，酸化海水可以克服自体受精的障碍，弱酸可能比强酸的效果好。因为实验室里没有现成的弱酸，摩尔根从他的午餐盒里取出一只柠檬，挤出果汁，度量以后，加进盛有玻璃海鞘卵的海水盘里。他临死时仍在进行的实验依然是玻璃海鞘的自体不孕问题，结果在不止一对染色体上发现了若干对自体不孕基因，它们之所以使玻璃海鞘自体不孕，是因为它们使卵的表面产生了一层蛋白质。

　　摩尔根继续发表一篇又一篇论文，但他出的最后两本书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胚胎学与遗传学》一书有点像是分头讨论这两个题目。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玻璃海鞘不适宜用来做遗传学研究，而果蝇又不适于胚胎学研究。1932年，他发表《进化之科学原理》一书。尽管当时霍尔丹、费希尔、赖特用严密的定量的方法，而不是用描述的形态学的方法对进化问题作了大量研究，但摩尔根的这本著作对数学问题却只字未提。

　　摩尔根用了一章的篇幅讨论获得性状的遗传问题。但他作了这样的解释：“对于一种受到人们广泛赞赏的学说，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去介绍那些否定的批评意见，实在有些令人丧气。有时候，好像人人都想要相信获得性状确实可以遗传。这中间有点神秘，使人带上主观的感情。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受自己感情的愚弄，那么，作为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摧毁那些有害的迷信，无论它对那些缺乏经验的、不懂科学所要求的严格方法的人们是多么富有吸引力。”他又说：“人类有两种遗传过程，一种是物质的，通过生殖细胞保持连续性；另一种是精神的，上一代通过示范或语言（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把经验传递给下一代。”写到这里，他避开了优生学，鼓吹起文化传统：“人天生自由、平等这个原则理应包括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生儿育女。”

　　1934年《进化之科学原理》再版时，他加了一章，包括自己在诺贝尔奖发奖仪式上讲话的一半，虽然它与进化问题风马牛不相及。

　　摩尔根一直身体很好。1931年秋，他六十五岁时在一次车祸中受了伤。挡风玻璃刺入了他的背部。一位过路的名叫利昂·贝克的医学院学生把这片玻璃留在他伤口内不取出来，用以减少出血。后来，贝克遇到经济困难时，突然得到一笔奖学金。这笔神秘的奖学金就像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系学生有时得到的奖学金一样，弄不清是从哪儿来的。这是后话。摩尔根受伤后，受到两个月疼痛、出血的折磨，加之还被强制休息，使得他很痛苦。元旦以后他才得以恢复工作，而且在几个月内还得限制活动量。因为工作中断而苦恼的人本来就为数不多，而摩尔根的苦恼尤甚。

　　摩尔根只得过一种慢性病，也就是十二指肠溃疡。他身上一切不适都要反映在胃上。有几桩事常弄得他疲于奔命，应邀讲课便是其中一件。经常有人邀他去作学术报告。虽然酬金很高，但他大多谢绝了。有一次，他要去斯坦福大学作报告，但感到很紧张。他女婿道格拉斯·惠特克让他喝点酒，但只找到一只大杯子，容量达8盎司。惠特克一面斟酒，一面问他“行了吧”，但摩尔根总不开口。然后，他竟把那8盎司威士忌一口气倒进肚里。惠特克大为惊惶。摩尔根叫这年轻人放心，说没问题，“我的酒量自己知道。”接着，他去作报告，讲得很精彩。

　　摩尔根从来不抱怨他工作紧张、既不叫哪里痛，也不说哪里不舒服，但莉莲根据他的饭量判断他在大学的一天情况如何，她也根据他胃病发作的情况估量他的不同著作的价值。就像其它许多事情一样，在摩尔根家里，他的紧张和由此引起的肠胃疾病大家都矢口不提，但都心照不宣。

　　1945年，他胃溃疡大发作，但他还是乐呵呵的，不承认胃痛，也不承认有大病，但到了11月，胃开始出血。他被送进帕萨迪纳亨廷顿纪念医院，孩子们也被叫了回来。12月4日因动脉血管破裂而死亡。他的遗体被火化。没有举行公开的追悼仪式，只有几个在帕萨迪纳的朋友举行了集会。在纽约也举行了个类似的聚会。

　　莉莲对汤姆的死很淡泊。她轮流在孩子们家里住了些时日。霍华德和伊迪丝都成了家。伊迪丝又回到学校当上了理疗医师。二女儿莉莲是防疫保健医务工作者，嫁给了一个叫亨利.W.舍尔普的科技人员。小女儿伊莎贝尔已读完了微生物学博士课程，那时在巴尔的摩研究小儿麻痹症。1946年，她证明给猴子做免疫处理是切实可行的。这是一项重大成果，是小儿麻痹症研究上的里程碑，接着就该解决人类能不能预防小儿麻痹症的问题了。妈妈同伊莎贝尔住了儿个月，但不愿久呆。她说，她不愿妨害女儿的婚姻大事。（这个女儿后来确实结了婚，嫁给一个名叫约瑟夫·芒廷的科学家，而芒廷先生总爱开玩笑说伊莎贝尔是看上了他前妻生下的小儿子吉姆。伊莎贝尔婚后收养了他。）

　　莉莲又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对面的公馆里，继续搞她的实验室工作。1952年她病得很厉害，但她一直不在乎。最后，孩子们强迫她换了个医生看病。经诊断她患了肠癌，病情发展很快。她不是痛觉不灵敏，就是像摩尔根一样不愿承认有病。她在病床上写完最后一篇论文。她不相信一个躯体到了已经不能自支的时候还有什么办法能把它扶起来。于是就听其自然。当她的生命显然只剩下儿分钟的时候，医生问她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她回答说：“没有。我认为谁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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