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39)

三九

　　2. 年轻人从小只看到法国露出一张杀人的面孔

　　一位阿尔及利亚青年打死了阿尔及利亚议会的前副议长阿里·谢卡尔，这位青年名叫本·萨多克。12月10日，对本·萨多克的审判开始时，萨特作为有声望的证人，挺身而出为萨多克辩护。当西蒙·波娃等人陪伴着他走向法院时，他非常激动。

　　西蒙·波娃坐在旁听席上，打量着被告席上那位满脸坦率的小伙子：在抵抗运动中，与他的行为类似的举动被称赞为英雄主义壮举；而如今的法国人却要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也许这个代价就是他的生命！

　　萨特是最后几个出场的人当中的一位。他以自己的态度与本·萨多克的态度相比较，解释说，不能期待年轻人表现出与年长者同样的耐心，因为年轻人从小只看到法国露出一副杀人的面孔。他煞费苦心地使用了一些不触犯法庭的言辞，强调说萨多克的行为是一种政治性谋杀，而不能把它看成是恐怖主义行动。法庭也为他的温和的措辞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判决结果出来了：终生监禁。这一消息令大家如释重负。只要战争一结束，监狱的大门就会为他打开。在为萨多克高兴的同时，也为发现法国还有人能根据良心判决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而感到欣慰。

　　1958年1月底，布律吉尔律师请西蒙·波娃为雅克琳·盖罗德齐作证，证明她品质优良。雅克琳曾是她的学生，成绩冒尖。后来，嫁给了阿尔及利亚的一位穆斯林教师，并一同参加了民族解放的城市组织。她被指控参与密谋策划一次恐怖主义分子的爆炸活动，并被判处了死刑。左翼发起了一场拯救他们的活动，西蒙·波娃则在其中尽力。他们终于设法使法院改判了。

　　这时候，加缪被通知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她前往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金时，当着无数观众的面宣称，“我热爱正义，但我将首先为我的母亲，而不是为正义战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将站在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一边。以至于西蒙·波娃悲愤地写道，“这种虚伪，这种冷漠，这个国家，还有我自己，我都再也无法忍受了”。

　　3. 萨特：突遭破产和抱病工作

　　萨特破产了。

　　破产是突如其来的。他向来花钱大手大脚。负责管理他的账务的，是他的秘书克洛德·福克斯。他每个月有近4000美元的收入。他喜欢随身携带大笔现金，钞票给了他一种无聊的优越感。

　　破产是以税收查定1200万法郎的形式发生的。幸亏15年来他母亲不知怎么竟设法积蓄起了一笔巨款，税单悄悄地支付了，但他已不名一文。正当他不知怎样才能使自己和“家人”渡过难关时，美国电影导演约翰·休斯顿援救了他，请他写一部关于弗洛伊德的电影剧本，表现成名前的弗洛伊德，那时他完全是错的，那时他的观念使他陷入绝望的歧途。

　　他们谈得越多，这个计划便越吸引人。当然，这个剧本不容易写。首先，如果不表现弗洛伊德错在什么地方，就难以反映他是如何得出正确观念的；其次，与大多数科学家一样，弗洛伊德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似乎从未作过不忠于妻子的事情，而且，确实到了新婚之夜还是个童男。人们听说过有关他过早的越轨行为的传闻，萨特则把这些传闻归结于道听途说，或者说是他的敬慕者对他的一种赞美。

　　萨特一直玩命地工作。西蒙·波娃后来回忆道，他一连几小时一页接一页地写，也无暇将写好的东西重读一遍，似乎即使用这种速度，他的笔也跟不上使他全神贯注的满脑子思绪。为了维持这种速度，他每天要服用整整一瓶科里特拉纳胶囊（一种苯丙胺药物）。临近傍晚时，他已筋疲力尽，他的高度集中的注意力突然完全松弛了，笔迹变得模糊不清，写下的文字前言不搭后语。“我们在我的公寓里度过晚上。他刚喝下一杯威士忌，酒精就会直冲头脑。‘喝一杯够了。’我对他说。他还要喝，我总是不情愿地递给他第二杯；接着，他会要第三杯。两年前，他从来不喝很多，可是，现在他很快失去了对自己言行的控制，而我总是说‘够了’。有两三次，我大怒起来，把杯子往厨房的砖地上砸得粉碎。不过，我觉得这么做太伤精神，所以不再与他争吵。我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来帮助他放松一下”。

　　为了迫使自己继续工作，也为了医治仍在复发的阵阵头晕和剧烈头痛症，他服用奥普塔利唐、贝拉德纳尔和科里特拉纳等药物。他感到走路困难，说话也开始变得结结巴巴。有一次差点儿就要心搏停止，把西蒙·波娃骇得要死。10月中旬，西蒙·波娃强迫他去寻求治疗。医生的诊断是，他的左心室劳累过度，疗法就是休息。可他仍然无法放弃工作。

　　西蒙·波娃的自我感觉也不好。《闺阁淑女》问世时，她正在服用镇静剂，以便睡觉时不作恶梦。第一部自传的成功出版成了最好的药物，而且萨特脱离生命危险，这对她来说其影响当然更大于她的任何其他著作。

　　《闺阁淑女》问世后，收到了潮水般涌来的信件。“往事的幽灵浮现在眼前，有人感到生气，有人态度友好，”她后来在《时势的力量》中写道，“我曾相当苛刻地写到的学校中的朋友，微笑着重温他们青春时代的举措；我满怀深情地写到的朋友却大为恼怒。德西尔学校以前的一些学生赞同我所描写的当时的教育状况；另一些学生则表示抗议。有个女士威胁说她要控告。马比耶一家感谢我使扎扎再生。”

　　萨特的身体恢复得很慢。

　　年近90的英国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鬓发皆白，却仍然精神矍铄，机警敏锐。在他正在写作的哲学史《西方的智慧》中，仅仅责备萨特忽视了必然性。“萨特所反对的实际上是理性主义的必然性概念，这个概念存在于莱布尼兹和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并得到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继承”。罗素在他新著的插图本哲学史中写道，他把对存在主义的评论集中于《存在与虚无》。他说，萨特对人的考察继续选中人的命运，这意味着拒绝与必然性的作用协调一致的自由。罗素认为《存在与虚无》是一部打破常规的作品，而且，“由于富有诗意的朦胧和语言的放纵”，它符合“最好的德国传统”。

　　4. 带着无言的痛苦，她触摸着虚无的另一面

　　加缪死了，死于车祸。

　　这是1960年1月的一天下午，西蒙·波娃独自一人待在萨特寓所时，朗兹曼从电话中告诉她的。

　　她搁下电话，喉咙紧缩，嘴唇发颤，头脑中仿佛一片空白。倚立窗前，望着夜幕盖上圣日耳曼-德普雷，既不能使自己平静下来，也不能真正感受悲痛。

　　萨特回来后，同样感到沮丧。

　　这一夜，他们和博斯特一起老是谈加缪。谈双方曾有过的友谊、分歧、论争，谈他的人生旅程。上床之前，她吞下几片苯巴比妥。自从萨特康复之后，她就再没有服过这种药。她想让自己尽快入睡，但就是睡不着。便下了床，往身上套件衣服，走出去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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