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35)

三五

　　“这个世界的确难以理解。我是第一次来远东；我第一次完全懂得了‘不发达国家’这个词的含义，我看到了，当贫困困扰着六亿人口时，贫困意味着什么；我也第一次看到一个民族正在从事最艰苦的劳动：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新的体验互相交叉，互相重叠。中国人的贫困只是通过他们为克服它所做的努力才显示在我眼前。正是因为这种贫困，当局的建设任务才这么严峻。看着从我身边拥挤而过的人群，他们的欢乐和愁苦都在一块奇异的面纱后面掩盖起来了。不过，通过看、问、比、读、听，我最终还是从自己朦朦胧胧的意识中归纳出这样一种认识：中国人在几年以前已胜利地消除了往日在中国大地上猖獗的种种苦难——肮脏、寄生虫、很高的婴儿死亡率、流行病、长期营养不良、饥饿；人们有衣穿，有干净的房子住，也有东西吃了。随后，我又看到这个国家是以怎样现实的迫切心情在为自己建设未来”。

　　西蒙·波娃与萨特访问中国，距中国开展大跃进还有3年。为了使全国通力合作，毛泽东正在仿照苏联模式，尽管中国人希望恢复他们自己的经验主义传统，即40年代中期的延安时期发展起来的那一套十分成功的做法。

　　中苏之间的差异给了西蒙·波娃和萨特极为深刻的印象。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失败后的成功；1949年的中国革命却是胜利后的产物。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是，中国革命曾设法消灭了通常伴随革命的通货膨胀、贫困苦难、动荡不安、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专政。

　　“一切革命恐怖的起因都是中央政府的软弱，”萨特在回国后对记者们说，“如果说没有发现中国存在恐怖，如果说毛泽东政府表现出可敬的温和态度，这是因为他们战无不胜的军队已得以植根于人民，从而给了中央政府以任何一个革命政府在一开始时从未有过的东西——从容的绝对权力。”

　　在北京，萨特接受了《人民日报》的采访，并与西蒙·波娃一起，受到外交部长陈毅的接见。西蒙·波娃在《长征》一书中记下了她的印象。这本书中星星点点布满了统计资料。这是她为了弥补所作记录中存在的空白，而前往图书馆和情报中心查阅有关中国的昨天和今天的报告、文章、论文、书刊、数据的结果。当然，她并未忽略那些中国共产党的敌人所写的种种指责文章　，并得到了几位汉学家的帮助。

　　她为收集材料花费了不少时间，而把它们同她自己的种种发现相结合，从而得出一个综合性的认识，则需要拿出更多的时间。西蒙·波娃几乎从来没有像这回一样从头至尾紧张地工作着。有时，她甚至一连四小时伏案写作，连头也不抬一下。有时，萨特忧心忡忡地看着她那因充血而变得绊红的脸颊。于是，她只得躺在他的沙发上休息片刻。

　　《长征》出版后，西方社会尤其是山姆大叔的美国一片哗然。他们宁肯听信阿伦·杜勒斯的一派胡言，而把西蒙·波娃的书当成是谣言惑众。不过，包括勒内·杜芒、若苏·德·卡斯特罗、蒂博·芒德在内的几个毫无共产主义者之嫌的专家，证实了她在书中所叙述的一切。中国是惟一的战胜了饥饿的不发达大国；如果把它同印度、巴西等国作比较，这个胜利无疑是一种奇迹。由于苏联国内发生的变化使得反共分子们多少受到了打击，因此，他们转而把中国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甚至将中国人一式穿蓝衣服作为发难的由头，却闭口不谈在此之前不久，四分之三的中国人尚处于衣不蔽体的境况之中。类似一些歪曲事实和真理的情形触动了她。她决心通过揭穿从香港传出的种种宣传，使自己变得有用。

　　她后来深有感触地总结道，她从这项研究工作中获益匪浅。通过把自己所处的西方文明与另一种相差悬殊的东方文明相比较，才发现：一些过去在她看来是双方共同的属性，事实上根本不是共同的。即使是田野、村庄、农民、城镇、家庭这样简单的词汇，它们的含义在中国和在欧洲也并不完全一致。“这使我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处境……总的说来，这次旅行摧毁了我旧有的立足点。到那时为止，尽管我的阅读面很广，尽管我走马观花地去了几趟墨西哥和非洲，但我总是把欧美的繁荣作为我看问题的标准，而世界其它地方始终只是在地平线之上的什么地方朦朦胧胧地存在着。看到中国的老百姓以后，我对这个星球的全部看法被动摇了”。

　　她后来承认《长征》一书不如《美国纪行》那样生动，书中有些章节也已过时，但是她并无半点懊悔之意。她庆幸通过这部书的写作，获得了一个知识框架，找到了帮助她理解其他不发达国家的钥匙。

　　4. 忙碌中仍不肯放弃外出旅行

　　1956年，西蒙·波娃在忙碌中仍然不肯放弃外出旅行轻松轻松一下的机会。她和朗兹曼一道去大沙伊代格山滑雪。每天早上，面对冉冉升起的一轮充满生气的朝阳，感到皮肤被冷气刺痛了。架空滑车把他俩送回长满白色松树的黑色山岭，接下来，便是一同去做长途探险，晚上，索道停开了，旅店被一片沉寂和单调所包围，她和朗兹曼就躺在床上读书。书中的动人故事和种种神话，引领着她通过一条美丽诱人的道路，穿越了那片原始森林，从而获得了最美妙的感受。

　　之后，她与朗兹曼驾车赴伦敦。在友人家中，与美国出版商共进午餐。他对《一代名流》的译本很满意。不过，他抱歉说，书中删了几处，他解释：“在美国，作品谈论性没事，但不能谈性反常。”这本书在美国取得了很大成功。

　　初夏，与朗兹曼、萨特、米雪尔等赴希腊旅行。归途中与萨特在意大利度过夏天。这段时间，萨特对未来的信心似比以前减退了，而对往昔的态度似比以往更严厉了。他为一个作家不能再现真相而悲叹（加缪也曾这么悲叹过）。她认为阐述真相比什么都不阐述当然要好。可是，当这些真相全都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脆弱得被数不胜数的限制所肢解时，该是何等痛苦的事情！他俩商定着确立这样一个目标：尽人类所能寻求真相，慷慨地让自己享受争东论西、放任言行和亵渎神圣的乐趣。通过这种方式发泄心中不满，臻至一次心灵的净化。

　　阿尔格雷断断续续从芝加哥给西蒙·波娃写信。两人在通信中期待着可以再度旅行的日子。这一年，当美国出版的《一代名流》问世后，他一点也不高兴。题献给他的《一代名流》中，有对他们的显然是小说化了的爱情生活的生动描绘，不仅引起了轻易不肯表态的报界人士的注意，而且引来了文学女流谄媚的邀请：“你为何不把你的恩惠随处抛洒？”“如果你到纽约来，请给住在某某饭店的我挂个电话。”签名后又补上一句：“又及：那该有多好。”对这些信，阿尔格雷都不屑于作答。他只回复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您必须记住，您刚刚读到的这种关系，涉及到的是一个31岁的男人，而我现在已66岁了，因此，这已不再有多大意义了，您说不是吗，亲爱的？”

　　5. 苏军坦克碾碎了对苏联的种种梦想

　　1956年在法国当一个左翼分子很不轻松。新上任的社会党激进派总理居伊·摩勒同意突尼斯和摩洛哥独立，并称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是“残酷的和极不明智的”。一个月后，他便向军队和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百万法国人作了妥协，战争更白热化了。并开始了一场大后方宣传活动，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由3月的19万人增至6月的38万人。

　　人们组织抗议活动，举行集会、示威、罢工，在运兵列车出发时加以阻拦。萨特在巴黎的一次反战集会上发表演说；在维也纳举行的和平运动会议上，他也坦言谴责阿尔及利亚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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