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23)

二三

　　2. 阿尔格雷再一次要求她同他白头偕老

　　5月20日，当西蒙·波娃在失魂落魄的状态中回到巴黎，陶乐赫丝还没有走。她竭尽全力想让萨特挽留她不走，她想至少逗留到7月。陷入困境的萨特狠着心肠放弃了挽留。

　　为了避免摩擦，西蒙·波娃和萨特住到巴黎郊区的一家小旅馆去了。花园里，玫瑰花开得正欢，沼泽地中牛群嬉戏，他们常常沿着让·拉辛散过步的一条杂草丛生、碎石遍地的小路上遛达。

　　到了固定的几个晚上，萨特便进城与陶乐赫丝会面。假如她对这种局面很满意的话，那倒皆大欢喜。然而，她不能忍受萨特要她再次离开。但是，不这样的话又能怎样呢？假如由她抛弃一切来巴黎与萨特成家，那么她当然指望着从萨特那里得到一切；然而，萨特这一方却无法承诺她的这一指望，于是他只好懊悔地倾听她发泄怨气，感到自己该受责备：虽然他曾有言在先，他们不可能结百年之好，但是在他说他爱她时，实际上便已宣告自己的话不能算数了，因为在女人看来——爱可以冲破一切障碍。从理论上讲，陶乐赫丝的这种想法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而且，她那无所顾忌地愿意献身爱情并要求全部拥有萨特的爱情也是值得肯定的。问题面临的关键在于，萨特坚持：在拒绝改变与西蒙·波娃的关系的同时，他深爱着陶乐赫丝，并一心希望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不久后，萨特陪陶乐赫丝去勒阿弗尔。两人分手时，她还在抱怨萨特带给她的痛苦。她写信来说，以后要么永远不来，要么来了永远不走。

　　时值酷暑，萨特和西蒙·波娃去气候宜人的哥本哈根度假。但是，头一天的生活使她想起了尾随萨特的那些灰暗岁月。走在海滩上。萨特沉默寡言，她也没多饶舌。她惊恐地问自己，他们俩是否缘分快尽，将成陌路？这些不祥的念头一直延续到以后的几天，才慢慢地消散了。

　　与萨特同赴英国、丹麦、挪威、瑞典四国旅行归来，西蒙·波娃便马不停蹄飞往芝加哥。阿尔格雷已在瓦朋西亚路的一间房子里等了她4天了。阿尔格雷又一次要求她同他白头偕老。她只好向他解释说，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这次分别时不比去年5月那样伤感，因为双方约定，西蒙·波娃将于来年春天重返芝加哥，两人一起沿密西西比河南下，然后赴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作为期数月的旅行。

　　3. 法共称萨特是讨厌的毒蛇

　　法国曾因战败和维希投降政府而蒙受羞辱，作为重述这种自我羞辱的史诗，也作为人类极其需要束缚自身的象征，曾被称作令人失望的《自由之路》前三卷，其地位将在几年内节节升高。《芬克和韦格纳尔斯现代世界文学指南》称这部作品是“本世纪最杰出的小说作品之一”，《企鹅欧洲文学指南》说，“这几卷小说在传达人的选择的模棱两可方面是才华横溢的，因为它们想像出了大自然的令人不安的富饶、躯体的不知不觉中的神秘变化和城市风光的忧郁的诗意”。

　　1947年的秋天，存在主义狂热达到了高潮。多芬街上的“塔布”是最著名的存在主义者的夜总会。每逢星期六晚上，这家夜总会就人头攒动，财源亨通。作家、小女明星和大人物们推推搡搡地为自己寻得一席之地，倾听维昂弹钢琴或是欣赏新奥尔良式的爵士音乐唱片。年轻的朱利埃特·格雷科，这位来自草场圣日耳曼亚文化群的女歌手，一头黑发，嗓音沙哑，当她高唱维昂和穆卢吉的悲歌时，那魅力足以令男人们为之倾倒，让女人们也以为她们成了格列科。

　　萨特总共才到过“塔布”两次，但报上的闲话栏却说他是它的鼻祖。流亡归来的出版商皮埃尔·拉扎雷夫发誓，在接管《法兰西晚报》后，他将倾尽全力“击败存在主义”。可是，为了打倒萨特，拉扎雷夫将不得不谈萨特，自己在以报纸帮助萨特扩大名声，却又指鹿为马地责备萨特在追求名声。

　　萨特和加缪之间亦存在着分歧。但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即：存在主义可以成为介乎两极分化的反共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合理的选择。

　　由于各政党联盟在内阁中容纳了共产党人，安德烈·马尔罗担任了情报部长，因此戴高乐于1946年1月就已辞去了联盟首脑的职务。他满心希望这一举措会令举国为之惊恐，而将他召回来，然后由他来提出苛刻的条件。然而，事实并非如他期望的那样，他的被召回已是12年以后的事了。1947年4月，戴高乐曾建立了法国人民联盟，在它的领导人心目中，这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是国民能量的集结点。其成员百分之八十是工人、小商人和公务员，但该党骨干却持传统的中右意见，以至于自认为是戴高乐的左翼的马尔罗，也感到为难。一个月后，共产党就加入了反对派。

　　法国共产党人信奉“如果你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你就是反对我们”的观点，于是，萨特、西蒙·波娃以及“第三种选择”即存在主义者们自然就为他们所不容了。——传记作家A·马德森在《心心相印》里写道，——法国共产党称萨特是讨厌的毒蛇、山姆大叔的代理人、诲淫的小说家和使人类倒退到爬行时代的哲学鼻祖。扎斯拉夫斯基在苏联《真理报》上撰文抨击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令人作呕和腐败透顶的大杂烩，资产阶级舆论却企图让它冒充为最新颖和最富独创性的哲学模式”。

　　萨特什么都忍受了。即便对话从眼下看来根本没有可能，他也无法设想左翼能没有共产党人的参加。时隔8年后的1955年，西蒙·波娃偕萨特去中国旅行期间，发现30年代后期中国的伟大作家鲁迅，与自己的共产党朋友间发生的争执，竟与萨特遇到的情形惊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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