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家族(38)

三八

　　这时，代理国家元首的朗诺首相毫不手软地对该地的农民暴动进行了镇压。他派出了伞兵部队和大批国民警察部队，以悬赏的方式残酷镇压反叛者。许多农民害怕被捕和屠杀而逃往游击队的营地。

　　西哈努克从法国回来以后，情况更加恶化了。他要求朗诺辞去首相职务，任命宋双接替；但到了5月份，危机波及到了城市。他指责左派和三洛农民暴动有关，扬言要将左派议员乔森潘、胡荣提交军事法庭。这种恐吓使他们立即转入了地下，并前往柬共革命据点。随后，有三名自由高棉成员被处决了。处决的情景还被拍成了电影，进行宣传。这种宣传使人们联想到乔森潘、胡荣两个左派议员的失踪。大家都以为他们也被杀害了。于是，在金边爆发了上万人的示威游行，抗议对他们的杀害。

　　直到6月底，马德望的动乱才最后平息。据西哈努克称，在整个暴力冲突中，死亡1万人。

　　朗诺统治的短短几个月和这次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成了柬共革命的转折点。虽然西哈努克曾指责红色高棉与暴力有关，但实际上柬共并未在这次冲突中发挥任何作用。这次暴动完全是自发的，柬共领袖们对此并没有任何准备，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条件已成熟。10年后，民柬出版的《柬共历史》称，三洛的暴动“是由人民自己的运动引起的。党中央还未决定在全国发动武装总暴动。在马德望……这场农民运动……已达到了沸点。但是党放弃了对那里的运动的领导，并决定暂时停止马德望的武装斗争，直到在全国完成它的准备工作。”

　　但无论如何，三洛事件成了一个信号，它提醒了柬埔寨共产党：革命形势正在出现，武装斗争的阶段已经不远了。

　　对柬共来说，革命形势的出现是他们渴望已久的，他们终于看到了人民对当时政府的不满和憎恨，终于看到了革命的对象。而这一点应归于朗诺，归于西哈努克对朗诺的轻信。几年后，过流亡生活的西哈努克对记者痛心疾首地说：“我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选择朗诺作为我的助手，成为我的总参谋长和总理。”他在回顾三洛事件的教训时说：“马德望的屠杀是朗诺和施里玛达干的。当时，我在科特达祖尔的一家医院里治病。他们屠杀的也不是红色高棉游击队，而是农民，起因是这两个无赖去征用他们的土地。我没有派朗诺去夺取他们的土地，因为我自己的土地已经太多了……”“至于红色高棉游击队，在对待他们的问题上我犯了错误，这我知道，朗诺向我提供了假材料，证明他们想推翻现政权，于是我就同他们格斗。我把他们作为卖国贼对待。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1973年，当西哈努克在柬共游击区会见传说被西哈努克处决的乔森潘时，两人在对朗诺的看法上不谋而合，而且西哈努克对红色高棉的策略艺术第一次恍然大悟。

　　乔森潘对亲王说：“殿下，我们一直知道反对我们的不是你们，追捕我们的是朗诺。我们一直知道朗诺是个卖国贼，他早就想干掉您。”亲王反问道：“你们既然知道事情的真相，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我？”乔森潘回答说：“殿下，要是我们告诉了您，那么您会作出反应的，这样，柬埔寨也就不需要我们了。殿下，这是一种战术。”

　　听了这番解释以后，西哈努克惊呆了，连称：“奇妙的战术！确实奇妙！”这不知是赞叹？还是迷惑？还是渐愧？还是愤怒？总之，是一种复杂的难以名状的心态。

　　朗诺的残酷镇压，为柬共创造了革命形势。三洛地区农民暴动加速了武装斗争阶段的到来。到了1967年中，柬共中央根据对形势的分析，认为如果只进行政治斗争，不采取武装斗争形式，就无法保存革命力量，发动革命力量。于是，柬共决定在1968年开始武装斗争。1968年互月，起义首先在西北大区发动，接着在东部、北部和东北大区相继发动。他们在发动起义的时候，只有几支枪。他们主要靠缴获政府武装人员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到了5月份，全国19个省中有17个省打响了武装斗争的枪声。

　　◎20　钢丝绳上的摇摆

　　尽管西哈努克1965年在印度支那会议上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表示支持，而且在行动上也做出了有利于越南的默许，然而他对这个历史上的宿敌却始终不放心。他最关心的始终是能得到越共对现有的柬越边境的承认，以确保未来柬越边境的安全。柬埔寨已尝够了历史上对其领土蚕食的苦头了。

　　为此，西哈努克亲王、宋双首相同北越和南越民族解放阵线代表进行谈判。亲王的策略意图很清楚：在越南最困难的时候，我给你提供领土的便利，你可以用来屯兵，也可以用来隐蔽，但你必须承认，这是我们的领土，战争结束以后，你必须完整归赵，遵守原有的边界。西哈努克还估计，这一谈判不会太困难，因为越南人正处在困难之中，柬埔寨提供的方便对他们太重要了。因此，他们不会不同意。

　　然而，谈判的进程出乎西哈努克的意料，越南方面迟迟不肯就边界问题作出承诺：直到1967年5月，越南的态度才有所缓和，因为这时美军和南越伪军发动了代号为“雪松倒地”的军事行动。由于这一军事行动，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被迫将中央机关迁往柬埔寨。

　　这次谈判的成果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承认和尊重柬埔寨的现有边界。柬埔寨也作了同样的承诺。不久，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苏联和中国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

　　越南和中苏几个大国对柬埔寨边界的承认，是西哈努克活动的一大成果。这激起了柬国内左派青年对西哈努克狂热的拥护。于是又引起了激烈的派性斗争。还没有离开政坛的左派议员符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为西哈努克的表现进行辩护，但却遭到了右派报纸《独立高棉》的反击和厚骂。这激怒了火气十足的年轻人。上千名金边青年冲击了《独立高棉》报社，并捣毁了印刷车间，高呼反美口号，大骂《独立高棉》的主编沈法。编辑部大楼里贴满了大标语，诸如“沈法是条狗”，“沈法是美国的走狗”和“亲王阿爸万岁”。

　　这次行动显然是支持西哈努克的，政府对此并未给予任何批评，对右派报纸更没给予任何道歉，在左派看来，这似乎是对他们的支持。

　　这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鼎沸时期。对毛泽东的崇拜浪潮，通过海外的华侨、华裔传到了东南亚，当然柬埔寨也不例外。当中国的报刊提到“柬埔寨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敬仰毛主席”时，这位注重尊严的亲王非常忧虑。他尤其担心左派支持下的“柬中友好协会”日益活跃，会动摇人民对他的忠诚。

　　为了避免这一点，亲王采取了惯用的策略。他威胁说，他要将政府交给“亲中国的赤色分子”。他在国会说：“如果我拒绝交权，我宁可接受他们的拷打，甚至宁愿让他们在前边的那个旗杆下砍掉我的头。我不会反对做任何事情，我愿意把权力交给他们。”他没有想到他这番话，在人们中没有产生任何反应。

　　不久，西哈努克派他的外长访华，去探听北京的态度。周恩来做了温和而礼貌的解释，希望两国关系不致受到影响，西哈努克对局势还是相当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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