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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星期日同样的漫长无边。我又把汤姆·克兰士写的那本书看了一遍,想一想它值多少钱埃五·九九英镑的一本书竟然让我一小时又一小时安定下来,去可达金乃巴罗时我便带着这本书,登上飞机时还带着它,在出入法庭和牢房时我紧紧地抓着它。书名是《克里姆林宫的红衣主教》,我到这时开始才理解这本书,但不得不停下来,因为我常常泪流满面,躺在床上抽泣。我是如此地孤独、恐惧。我已经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了。我既不能让时间走快些,也不能放慢它,更不能倒转,我无法重新开始,也不能再让丽莎回到我身边。我无法透过电话和别人通话,也没有电视可看。我一个人,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白色的牢房里——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结束。

  星期日,我才发现我一直认为是某种警报系统的那个挂在墙上的东西原来是个广播。它有两个频道,一个德语频道,另一个是美语频道,虽然美国士兵全走了,但电台仍旧广播,它肯定在法兰克福倍受欢迎。先听了一下德语频道但当我听见主持人说到“尼克·李森”时,我差点儿惊呆了。好像节目是某种点歌形式的播放时段,那首歌是用德语唱的,是“Geld,Geld,Geld”。听起来就像蒙提曾说“Spam,Spam,Spam”那样。我觉得十分愤怒,因为我任人摆弄,被人关在这里随意取笑,但随即我又十分喜欢这首歌了。

  周末就这样过去了。他们又把我的T恤衫还给了我,它原先有一股丽莎身上的味道,但现在闻起来只剩下一股消毒剂的味道了。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穿上了它。我星期一又见了一次阿伯哈特·凯普夫,他给了我一些报纸。第二天他就和我的英国律师史蒂夫波拉得一起来了。我问史蒂夫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马克斯·克利福得是谁?他们让我委托此人。”

  后来我从头把我的经历向他讲了一遍。讲完后他问了我几个问题:“这么说,没有游艇之事?”

  “没有。”

  “而且也没有保时捷?”

  “没有。”

  “你有两个护照吗?”

  “没有。”

  “我想我应当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样可以阻止谣言四传。”

  于是,后来便有了一个很长的说明我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过程。

  按预先时间来,丽莎星期五来探视我。我躺在床上,努力控制自己,不让自己再次哭泣。我知道,去见她是狱中生活最艰难的一部分。我渴望见她,但一想到很快又得和她道别,便觉得很不是滋味,我们在一起只有一小时的时间。而且地点也就是我见到阿伯哈特·凯普夫和史蒂夫·波拉得的那间房间。房间刷成了白色,桌上有一个小烟灰缸,一股令人很不舒服的金属椅子味,椅子还在地板刻划了些痕迹。我已经整整一星期没有看到她了。我想起来和她结婚的前一天她没在我身边,我便怀疑她是否会再回来。在教堂里,我吃惊地发现她嫁给我了。此刻躺在牢房里的床上,我也惊讶地想到她竟会来看我了。当然了,我不值得她同情,她会很快向整个世界说明她全然不知我做了些什么事,而且我根本不是她一直爱的那个人,她会弃我而去,而我又对她意味着什么呢?我实在理不出头绪。我害怕见她,又怕她不来,她看我一眼就足以击垮我了。

  门随着钥匙哗啦声又开了,守卫告诉我“有人来看你”。我跟着他穿过大厅到了一个大铁门前,这个大门把走廊与各个犯人的住所分开了。我们走过了看守人的房间,他们正监视着闭路电视荧幕。后来又沿着台阶往下走。我们在一个紧锁的地方等了一会儿便被带到会面室了。我能听见丽莎在外面说话,发现她是和父亲交谈。门打开了,她冲进来抱住我,我们俩全都痛哭了起来,紧紧相拥在一起。穿过我肩头的那一簇金黄色头发,我看见了我父亲和兄弟理查德,我们全哭了。

  “老天呀,看看我们!”我父亲说,于是我们又一起笑了,但没一会儿又哭了起来。

  “现在我们别忘了自己是谁,”丽莎说,“别再浪费时间谈巴林的事了,他们有他们的麻烦,我们有我们的事,我的上帝呀,我真想打你,尼克·李森。等着我们出去再说吧。你如此让我生气,我没法儿对你说清楚。”

  说着话,大家都坐下,我和丽莎拉着手,她告诉我她在塞斯堡停车场被记者们追的乱跑,竟没法回到父母的家中。

  “你最好待在这儿,”我开玩笑地说,“这里挺开心也挺安静。”

  看着丽莎,我知道我们可以度过这个难关。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我们都不得不往好的方面着想。回到牢房我坐在床上,把刚才的每一秒钟都重新想了一遍。她下星期会再来,而且答应我每星期都来看我。她找了一个临时工作来赚钱支付机票钱,她仍然爱我,我合上双眼想像着她坐在我身边——坐在我们自己屋里。我几乎快要想着让她在我身边时,听见哨兵在大喊大叫,打破了我的梦想。我发现袖子上有她的头发,把它拿下来仔细地看着。我把它用食指和拇指捏住,借着窗口透进的光看着它,搓着它。它在这斗室之中犹如一条金色光线闪动。

  一想起“打击严重欺诈行为办公室”(SFO)负责我的案子,我心里便很沉重。在漫长的炎热夏季里,我努力地考虑把我引渡到新加坡或是伦敦的两种法律依据及两方不同争执。

  我越来越明白SFO其实对我并不感兴趣。他们也许很高兴,因为我终于没逃回伦敦,没在英国给他们带来麻烦,而是把问题带进了德国。

  从史蒂夫·波拉得对我解释此案之中,我觉得新加坡人只是指控过去的那案发前三个月之内我犯的罪。指控有十二项内容:四项指控伪造单据证明、两项指控我变更价格、六项指控我进行欺骗交易,从而降低了我应付SIMEX的差异保证金。一九九四年圣诞节之前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未提起公诉。

  新加坡人也没有指控我假造帐户从而让巴林银行转给我这么多钱。

  我所干的好几项诈骗活动引起已林银行破产,但最严重的欺诈是要求伦敦转给我现金。到二月底为止,巴林银行已转帐了大约四十六亿英镑资金到新加坡支付我在SIMEX的追加保证金通知,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用于支出88888帐户的损失。我每天向伦敦传送假文件声明。和布伦达那里要来的真正现金相比,用于降低SIMEX部位的假帐户只不过是小数目,这些小麻烦是新加坡方面指控中一半的内容,有六项。

  我做好准备对SFO的各种指控认罪,但他们不听我的话。我想要告诉他们一切,但他们一直对报界说我一直要求在引渡回伦敦的条件下和他们谈话,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我认为一旦我把自己的事告诉他们,他们便要接受我的引渡,因为我所犯的罪正是他们管辖的司法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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