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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我努力回忆丽莎的模样,但令我害怕的是,我只能记起她的一些零碎印象而不是全貌了。我能记起她的双眼也能想像出她的头发、她的声音、或者说我认为是她的声音。但我想不起她穿什么衣服了——不知道她此刻穿着什么衣服。我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我希望她和父母在一起,但又说不准,也许她早飞往希思罗机场了。我能想起来她的鼻子、嘴、她的唇以及她的牙齿,我尽力口味最后一次接吻,回忆当时的感觉,回忆最后一次做爱以及当时的感觉,我也努力回忆最后一次一起进餐。更重要的是,我努力回忆最后一次自由自在地待在一起的情景。我拼凑着丽莎身穿白色短裤和T恤衫在可达金乃巴罗的大街上的闷热天气中穿行的样子,她的头发闪着金黄色的光泽,双手插在口袋里,看了看橱窗又转身对我笑了笑。她当时说什么来着?她还开玩笑说我们应该买一本德文词汇书。

  我紧紧地依赖着那些记忆,不让它们褪去。但当我躺在床上时,丽莎的影子却一直在变化在扭曲,我无法使它停留,当我发现自己已经根本想不起来她是什么模样时,我泪流满面。

  ◎第十一章 荷因克斯特监狱

  星期五整整一上午,守卫不时地来我的房门口。随着钥匙声哗哗地响,他把白色钢门打开,对我宣布:“另外一名律师来了。”

  在德国,任何一名律师都可以见任何一名囚犯,因此一大群法兰克福的律师都曾见过我了。我早已委托阿伯哈特·凯普夫为我的律师了,但我还是去见了其他律师,因为这至少可以给我个机会让我走出牢房,在会面室里坐一会儿。有一次谈话时,我甚至还喝了一杯咖啡。但是上午其他时间里,我独自坐在牢房里,集中精力让自己感觉好一些。为了能放眼未来,我尽力不去想内疚负罪的感觉。我尽量不想在SIMEX和巴林银行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必须让这些想法全都离开我。我独自相处,一人生活在这个小窝里。我从来没想过原先我喜欢自己拥有多大的空间,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我曾经在SIMEX很大的交易大厅里走动,周围有几千人。那时我也从未离开过电话。在过去的两年里,我过着十分繁忙但又充满了欺骗的双重生活,我现在得直视自己,并接受一个事实:我的生活完全是空洞的。我手中真的需要那尊金色佛像。

  对我来说,最难处理的事就是任何模棱两可的处境。只要我知道了某一种程序,我就会十分快乐地跟着它走下去。因此,只要我知道我的88888户头上的损失存在,我就能够接受它们,并且解决好如何隐瞒它们的问题,现在,一个人静静地待在这里,我不得不找出一条狱中的生活之路。我得知道我的每个生活环节会发生什么事。因此我突然急切地想知道什么时候吃午饭、什么时候吃晚饭、什么时候被转移到别处、什么时候又能被律师召见,包括金斯里奈·布里和阿伯哈特·凯普夫。我强烈地想知道我究竟会怎么样,我又如何为自己辩护。我明白自己是有罪之人,但我不清楚罪名是什么,或是我将在什么地方受审。

  大约正午时分,守卫给我送来了午饭——一个纸盒里放着一些鱼(己是星期五了)和花生沙拉。我把鱼扔了,吃掉了花生沙拉。后来我又听到了惯常的钥匙响声。我被带出牢房送上了一辆警车,车是绿色的。我听见摄影记者们在大喊大叫,看见一排闪光灯晃动,但我缩在窗户下边,不见他们。每一个细小的胜利对我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我被送往法庭,带到白色小房间里。房间全白的,里边有桌子,而椅子是钉在地板上的。天很冷,桌子和椅子都让我很不舒服,我在这里一点儿也不觉得暖和。

  一个小时之后,我被带着去见法官,又见到了阿伯哈特·凯普夫律师。法官的办公室在一楼。远处有一大帮新闻摄影记者涌过草坪,想拍照。他们看起来像是动物权利保护者们一样激动。法官拉下了窗帘把窗户挡起来。他问我是否自愿接受引渡去新加坡的建议。直到那时新加坡方面指控只有一条——伪造理查德·霍根的签名。但是假如我到了新加坡就有可能附加上无数其他的指控罪名。这可是一个很难做的决定。我摇了摇头,说“不”,就那一句话。此时已是星期五下午晚些时候了。阿伯哈特律师告诉我他下星期二和那位金斯里奈·布里律师谈一谈,然后他们一起来见我。同时,我将被送往荷因克斯特监狱,在那里度过一星期的时间。

  我站在窗外,往外看着监狱院里的东西。窗户上大部分是不透明的玻璃,如同街道两旁的窗户一样。但是窗上有一条小缝隙,我便迎着钻进屋里的寒气看院里犯人们做运动。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运动,只不过是在院子里走走而已。但我又仿佛看见了网球场上的运动。有一两个犯人在四处走动,伸伸手踢踢腿。我又往上看,想找到太阳,但大楼的这边看不见阳光。我能看见的只有高墙围起的囚犯运动场和冰冷灰暗的冬日天空,好像是要下雪了,我很快厌倦了这些,又返回到我的牢房中。

  在前天晚上,守卫不时地来我这儿,透过房外的开关打开灯看我,本来我就很难入睡,这样一来几乎不可能睡着了。我大声喊叫,我不会逃跑,也不会自杀,因此可不可以让我睡一会儿,但他们根本不听。我早已筋疲力尽,但我还得熬过星期六。一般说来,星期六是我最喜欢的日子,市场休息了,我和丽莎睡个懒觉,再出去做许多活动,去城里四处看看或是见些朋友。但是这个星期六却像在地狱里的岁月一样。我知道下午我只有一小时的活动时间,此外待在房间里什么事也没有。我身边还带着一直从可达金乃巴罗带来的汤姆·克兰士的那本书,因此我索性从头开始读,再把它全读一遍。

  下午中间时分,我冲出去到运动场靠边的地方活动。很显然,报界记者早已租好了房间俯视着运动场,因此我一定要躲在墙边不被发现。幸运的是,墙边正好有乒乓球桌,我便拿起拍子招呼一个黑人问他会不会玩乒乓球。地上有雪,十分冷。

  我们站在那里随便地乱打,白色小球不时掉到地上,在雪里还找不到,那个人是奈及利亚人,我不停地问他在这儿待了多久。监狱的这部分叫“新区”,我还问他什么时候我们能被转移到大一些的监狱里去。一个小时很快到了,我又返回牢房。那个黑人告诉我应该申请去图书馆,我便这么做了,守卫便带着我又返回院中去图书馆。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书可看,我拿起一本汤马士·哈代写的《黛丝姑娘》。

  再次返回房间时,我沉浸在黛丝的悲惨生活之中。她只不过是一名挤奶女工和挖花生的农工,却和我这个期货交易员一样经历了类似的许多折磨。我一口气读下去,一直到星期六的夜里。但是就在她杀死了那个坏蛋开始和她的情人私奔逃走时,警察快要在巨大石柱群那儿抓住他们了,可是书却完了,因为最后四页早被人撕掉了。我躺在床上仍旧很担心:她能躲得过这次迫击吗?她被人抓住了吗”她是被处以死刑还是因为一时冲动犯罪而被释放了呢?她要服刑多长时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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