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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我们排队登上了小型飞机,直到舱门关闭我才承认我们真的要离开马来西亚了。飞机发动了,直冲云霄,我往下看,发现了一队渔船分散在下面的海水上。刚开始的那会儿,我还可以看见海上一大片地方,在早晨阳光下像洒了一层碎银片一样泛着光,但后来飞机上行、周围只剩下云了。

  汶莱机场播放的每家电视台都在讨论巴林银行的破产。

  我、罗恩·贝克尔、彼得·诺里斯、彼得·巴林的照片不时地出现。最重要的是:我,那个“痞子交易员”,自从上星期四出现之后便失踪了,人们只知道“他”飞往吉隆坡。我坐在转机室里的一个角落听着记者们对着麦克风评论这件事,并对最新局势加以分析。我把头埋进一份报纸,避免被人发现。坐在那儿又回想了一下,觉得警察并没有查到香格里拉饭店。尽管当时付帐填了一张绿色卡片,但并未输入任何人的电脑。

  “丽莎。”我小声说,“那个家伙正盯着我。”

  “不,他没看你。”

  “不,他在看我。”

  “那是因为你戴了一顶棒球帽,他正在看帽子上的字呢。”

  “我们要在这儿待八个小时吧?”

  “对呀。”

  “那可不可以登记一间房子,那样我们可以去里面躲一躲。”

  丽莎起身去看这里有没有短时休息室。过了一会儿,她拿回一个钥匙。

  “房间在这边儿。”

  我们沿着水泥台阶往下走,进了一间四方小屋。里面有一张双人床、一个浴室,没有窗户,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话。昨天我们还在远方的可达金乃已罗走动,今天就到这里来了。虽说这不是伦敦或巴黎,但至少是逃脱了,我也自由了。昨天还可以在那条满是大小车辆的破马路上选择往左走还是往右走,选择是否买榴莲水果,我可以对卖水果的妇人笑着说:“不要。”也可以买一些,但现在还得待在这个地下室里。我们从可达金乃巴罗的海关——出来,就进入了一个官方系统。我知道自己会被挡住去路,我和丽莎会分开。

  丽莎和我一起躺在床上,禁不住哭了。她没有向我提任何问题,只是在我怀里抽泣着,我也和她一起哭了。我紧紧地抱着她。知道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快过去了。当时交易大厅里所有的疯狂看起来那么不真实,现在却要毁掉我拥有的现实了,这个现实就是我和丽莎的爱。我对巴林银行的破产根本不在乎,也不想再在88888错误帐户上去弥补什么,我也不关心布伦达转帐给我的那些钱,也不在乎西蒙·琼斯帮我隐瞒了那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损失。他们可以把那些从我身边带走,夺走我所有的钱,但当他们要带走丽莎时,我吓得要命。

  “我们本来应该坐船走,”我哭着说,“船上没有CNN电视,也不会有成堆的报纸,那样也许可以使我自由。”

  “不,他们没有跟到这里来,”丽莎说,“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跟踪到这儿。”

  “但我们却得在这儿等上八个小时,那正好是一个工作日。这次航班在法兰克福着陆时已经是星期四了。”

  “听我说,我们必须离开亚洲,”丽莎说,“如果当初坐船走,我们早就被困在印尼的什么地方了。我们要是在那儿被人抓住了,上帝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你能去买些饼干吗?”我对丽莎说,“再看一下报纸上说了些什么?”

  丽莎带回来一份《先驱论坛报》。我的照片刊登在头版。我没办法看那些文章,只看了一下“尼克·李森”和“六亿英镑的损失”。我想给别人打个电话看看外边又发生了什么事。我突然有一个疯狂的念头,要给布伦达·格伦哥打个电话,让她再转帐一些资金,我也想再嚼一些口香糖。我不能再让丽莎出去了,如果我们去不了法兰克福或伦敦,如果我们被拆散了,我就一定得习惯不能随时拿起电话,不能随时吃糖。

  几个小时之后,丽莎出去看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表。她发现外边并没有什么特殊安全措施,没有警察检查护照,只有一些空姐值班。最后一次登机广播后,她叫我上去。

  “好吧,我想我们能上飞机了。”

  我们离开了那个房间,把登机卡给空姐看,但她几乎没怎么看。我们走过通道便登上了飞机:走出地下室又进入了另一个细长又满是座位的“管道”。我们挤进机舱后部,我坐在靠近窗户的位置上。飞机上每个人都在看报,每份报纸上都印有我的照片。

  “要报纸吗?先生。”

  “不,谢谢。”我支吾着说,一边把脸转过去,又把棒球帽拉低了。

  “把帽子拿开,”丽莎小声说,“说话也要平静些,你这样子像手指头受伤一样,太突出了!”

  我把毯子拉过来,盖到脸上,侧身而坐,几乎半身伏在毯子下。飞机抵达曼谷时,我们又排队走出飞机去转机室。我一屁股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一直等到登机通知广播。我不会再去曼谷的希尔顿饭店,因为警察会把我抓走。我们最先回到飞机上,也没发现有警察跟过来。后来,其他乘客也陆续回来,一手拿着登机卡一边沿着通道寻找座位。飞机一声轰鸣冲上天空,丽莎用力捏了一下我的手。我们终于离开曼谷,离开亚洲了。

  “只剩下一关了。”

  “对呀,但那儿是阿布德哈贝,他们是不是把犯人的手砍掉呢?”

  “不,别说傻话。”丽莎说,“他们会用石头把犯人砸死。”

  我们尽力地想入睡,不再说话了。我太疲倦了,也害怕告诉丽莎我到底干了些什么,她也从没问起我。我记得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坐飞机是从伦敦返回新加坡的那次。

  “回来很高兴吧?”丽莎问我,“我们终于又到这里。”

  在阿布德哈贝我们又得下飞机,不知道当时是几点了。我们往西飞行了十个小时,现在应是子夜时分了。我们脸色苍白神情疲倦。我们先在阿布德哈贝的免税商店转了一会儿,又喝了一杯水。阿拉伯文的报纸可能也连篇报导了巴林银行的事,但我看不懂,而且。最庆幸的是,报纸上没有照片。有一份《先驱论坛报》也是旧的,和汶莱的那期一样。广播通知我们的航班既将起飞时,另一个通道的新加坡航空公司的航班也要飞回新加坡了。

  “丽莎,你看!”我叫道。

  “新加坡航空公司。”

  “可能飞机上满是巴林银行的人,他们正去新加坡调查这事呢!”

  我们又退回来,在候机室最偏的地方等着,直到最后一次登机通知才出去。我们迅速挤过那些排队登机的人返回飞机。

  当飞机最后一次飞起穿过夜空奔向法兰克福时,我仍然不清楚我们坐上这次航班是幸运还是不幸。

  “他们会在法兰克福抓到我们吗?”我低声问丽莎说。

  “也许会的——也许他们会把我们一下送回伦敦去。”

  “他们不会直接把我们送回新加坡吧?”

  “不会,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我们是否要在法兰克福找个律师?或者该不该让一位律师在希思罗机场等我们呢?”

  “不,不用了,如果我们真能走那么远,那就让爸妈来接我们,他们可以把事情全办好。”

  “警方一定知道我们在这次航班上。”我说,“他们已经忙了一天,也知道咱们在马来西亚,他们会把所有飞出马来西亚的航班都检查一遍。”

  “也许那个姓名拼写错误救了我们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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