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弄垮巴林银行的(63)_尼克·李森

六三

　　小码头上没有什么生活气息。几盒干鱼堆在旁边，一群苍蝇落在上边，有个男人身穿脏的背心坐在船舱里翻一本色情杂志。

　　“去拉布湾的船几点开？”

　　“上午八点一趟，下午一点一趟。”他几乎头也没抬。

　　“要几个小时才能到汶莱？”

　　“四个小时。”

　　我们沿着干木板往回走；我停下来，摸了摸布满盐巴的木板。我是世界通缉的要犯，现在被困在通往拉布湾的慢船和往文莱、转机要等八个小时的航班之间。

　　“我们一定要搭乘明天上午的汶莱航班，”我们俩走回饭店把美元换成了当地货币，又返回了汶莱皇家旅行社。小姐点清了钱把各种条目输入电脑。她拿出机票时，我发现她把“LEEsON”拼成了“LEssON”。

　　“对不起，”她笑着说，“我知道了正确拼法，不过这个错误不碍事。”

　　我把机票放进短裤口袋里和丽莎走出旅行社。假如上了飞机有人查旅客名单的话，这个拼写错误也许还真能帮上忙一一电脑读不出来。

　　航班第二天上午出发，我们便消磨时间。再次返回饭店时已是第四次穿过小镇了。我们坐在一个有凉亭的花园里，那儿有个经过高度氯化物处理的游泳池，交通车辆的喧闹被隔离在花园之外。我们各自尽力集中精神读自己的书。我又被书中的汤姆·克兰士吸引住了，把每页都重读了一遍，忘了身处何地。丽莎也很专心地看那本《暴露》，还不时地翻着书页。

　　“我饿了。”我说，“我想买个小面包，你要吗？”

　　“谢谢。”她说。

　　我走到门厅外的小商店里买了两个小面包。柜台上也卖《婆罗洲邮报》，但我不希望看见自己成为报纸上头条消息——不过事实的确是这样，上面写着“尼克·李森，巴林银行新加坡期货公司总经理失踪了……”幸运的是报上没刊登照片。

　　“我还是饿。”我说，坐也坐不住，“你想散步吗？”

　　我们又沿着可达金乃巴罗的街道走了出去。这次我们消磨时间的方法是沿着小镇的海岸线走下去。崎岖的海滩上布满了废弃物。我们发现有一个市场，便走近了那些摊位，看了看出售的干鱼头，又笑着对卖榴莲水果的老妇人说：“不买，谢谢。”她想让我们买些水果，但那种味道很不好闻，而且饭店里不许客人带进这种东西。后来在另一个摊位上，我们为了买、些芒果和摊贩讨价还价。嚼着这种水果，我们沿着那条路往下走去，把籽丢在路边的垃圾堆里，又抄近路走上一片看起来很廉价的临时酒吧，也许只有船开来才会有人光顾。天黑下来了，时间也近五点了。汽车前灯的亮光刺穿飞扬的尘上令我们想到这里的空气很脏，不过在阳光下看起来好一些。在一家购物大厦旁边我们发现了一处麦当劳速食店，便要了一杯咖啡。

　　面对食物，我们谁也不想吃。后来又往下走，过了一些被垃圾围绕的窝棚房屋，看见许多鸡、猫、狗、老鼠在一堆可可皮里乱窜。一群群小孩挤在敞开的门口盯着我们看。

　　“该回去了。”我说，“今天不错，现在已经七点了。”

　　我们穿过黑暗而且污浊的空气返回凯悦饭店。我算是活动好了腿脚。

　　那天晚上我们相拥入睡，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抓起来，只觉得警察随时会出现在门口，觉得从现在起到飞机旅行结束前我肯定会被逮捕。我考虑了各种可能性：我们在吉隆坡留下了痕迹、我甚至从饭店里给巴林银行发了传真。警方知道我们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很小，只有一个国际机场，那就是吉隆坡机场，有几次航班从可达金乃巴罗飞往汶莱或新加坡，在这儿设立防线并不难。所有海关人员都在留意“LEESON（李森）”一词，我们肯定会落网，从上星期五以来，他们调动所有移民点行动起来。我紧闭双眼，躺在床上。已是凌晨三点了，我尽量把呼吸放慢，想和丽莎呼吸的节奏协调起来。我不知道她是否是睡着了还是像我一样装睡，害怕弄醒对方。我没有和她低语，怕万一她真睡了弄醒她。我躺在那里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想弄清楚她是否真的睡着了。

　　我尽力想像着伦敦那边正在发生什么事，而且巴林银行的破产又真正意味什么。我不知道罗恩·贝克尔和彼得·诺里斯正忙些什么，而西蒙·琼斯是否又给自己找了一个好藉口呢？我记起来星期五是分红日，却不清楚那天是否分了红利。世界各地的人都在找我，当我和丽莎躺在房间里时，成批的亚洲警察在四下搜寻我们的下落，他们肯定正查记录以及饭店帐单和飞机票船票。他们就和当初的查帐人员一样，但他们最终会找到我的。我也许真的隐瞒了一些数字，但却隐瞒不了自己。

　　他们追不到这家饭店，因为我们付的是现金，不过也许他们可以在香格里拉饭店拿到那张绿色登记卡，也可以从汶莱皇家旅行社把机票拿走。他们一定知道我计划什么时候走，并做好准备在机场找我，但目前我和丽莎躺在这里却很安全，我紧闭双眼想把整个世界拒之门外。但我也明白只要自己一行动就会被逮捕。

　　看见丽莎正在穿一条厚牛仔裤，我问她：“你穿这个干什么？”

　　“法兰克福一定很冷。”她说，“现在是二月，那儿肯定会结冰。”

　　“别冒这个险了。”我穿上短裤和T恤衫说。

　　在机场，我们递上机票便拿到了登机卡。我们的行李也全部直接空运到法兰克福。我看着行李顺着传送带消失在远处，心里生起了羡慕之意，它们的旅行真简便；顺着传送带进去，被人拿起来又放下，也许会被人乱扔，但总会顺利到达法兰克福。旁边一个门是通往新加坡航班飞机的通道人口，那边有许多开心的西方人，也许他们是银行家和交易员，或许有些人会认出我来。我背过身去慢慢走近了海关办公室，我担心在这里被人抓祝护照检查官员穿了一身褐色制服，两边是黄色肩章，衬衫口袋上有一个徽章。看着他给队伍前面的人护照上盖章，我觉得他会发现我。他会看见桌上护照里的名字和照片，把名字记下来，认为自己抓到了一条大鱼。当地人会为他欢呼，或许他会得到奖金，至少他的妻子会很高兴，并觉得自豪。丽莎走在我前面，那位官员给她的护照盖上章，一眼也没多看。我把护照递给他。他看了我一眼，我害怕极了，甚至还倒退了一步。他只要再看我一眼就有可能逮捕我。他会怎么做呢？打口哨还是按一下桌子下面的电钮？但最后他给我的护照盖上章又随手合上递给了我。我走调——光线机边时，丽莎也在那里，我觉得轻飘飘的。

　　“上帝呀！我希望我们坐船走，”我说，“也许那样我可以跳下甲板游回去。”

　　“有了鲨鱼怎么办？”

　　“我们可以扔给它一些汉堡，”我笑着说，“但我现在得转机，看来逃不出这里了。”

　　“一切会好的。”丽莎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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