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86)_科林·鲍威尔

八六

　　这次女友事件是我同一位国会议员发生的第一次严重争执。我从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不怕有对手，就怕有敌人。今天的对手可能成为明天的盟友。我设法同查利保持了朋友关系，而且对他后来的一些实质性的要求尽量给予满足。因此，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我们依旧得到他的支持票。那次飞机事件后，在一次正式宴会上，我见到了查利的女友，确是个艳丽佳人。“你看你使我受到多大的损失？”他说。他确实说得不错。

　　如果你不惹我的上司讨厌，那他确实是个仁爱长者。但你千万不要冒犯他。坚定的冷战斗士理查德·珀尔被调到国防部，任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部长。由于他的反共立场从不动摇，全部上下都管他叫“魔王”。珀尔带来了一名亲信，名叫弗兰克·加夫尼。这位留着胡子、缺乏教养的仁兄以前是国会工作人员。在温伯格班子的一次会议上我看到了他的首次表演。他给部长上课，讲对共产党手软会有什么恶果，在提到四星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维西的时候竟称他为“杰克”。会间休息时，温伯格把我叫到一旁问道：“那个年轻人是谁？他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但是此后一整年的时间，不论弗兰克·加夫尼出现的次数多么多，对于温伯格来说，他一直是个无名氏。我给珀尔的这个门生上了一番官场规矩课之后，温伯格总算能说出“加夫尼”这几个字，最后居然还提拔他担任了更高些的职务。不过，在卡普·温伯格跟前，改变印象的机会是少之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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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到五角大楼时，曾陪温伯格到白宫情况室去参加过一次会议。我在门外等着，直至他和总统从里面出来，到旁边的一间小办公室去做私下文谈。这是我第一次在这样近的距离看到罗纳德·里根。温伯格向我做了一个手势，示意我走上前去并把我引见给总统。当总统握住我的手、对我展露出亲切的微笑时，这个人所产生的感染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衣着真是无懈可击。头发一丝不乱，领带系得恰到好处，雪白的衬衫就像是刚刚开浆。我们寒暄了几句之后，他们便谈起正事了。这短暂的第一次接触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里根似乎同时使人产生既亲切又疏远这样一种矛盾的感觉，就好像世界上真有冷漠的亲热这回事似的。

　　我像一个玩杂耍的人，力图把三军部长、四个军种的首脑、参联会主席以及五角大楼其他大人物的自尊心同时捧到天上，不让任何一个掉下来。他们都希望能随时见到部长，而部长并不总是欢迎他们对他的造访。同这些人打交道是我的工作中最难做的部分，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对我的表现感到满意。五角大楼内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就曾试图炒我的鱿鱼。海军部长约翰·莱曼大概是这座大楼内最善于窝里斗的人物。在各军种的竞争中，莱曼是从不让步的。在他眼中，海军的地位永远是全美国军队的中心。莱曼不满足于掌管海军，总是要把他的一些管理整个防务系统的主意强加给温伯格。

　　温伯格不喜欢莱曼这种咄咄逼人的架势，所以我就得唱白脸，挡他的驾。莱曼自然也就怪我剥夺了部长受惠于他的高见的机会。他在大楼内四处宣扬，说我不是在为部长服务，而是在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马屁，以确保自己今后能飞黄腾达。他的不满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他跑到威尔·塔夫脱那里去，让塔夫脱做温伯格的工作，把我调走。威尔把这件事当做笑话告诉了我。我可不觉得好笑。我给莱曼的军事助理保罗·米勒打了电话，对他说，他的上司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应当当面对我本人讲，不应当背后整我。但这没有用。温伯格继续抵制莱曼，莱曼则继续责怪我，但我没有被解职。然而，通过这些冲突，我倒是从约翰·莱曼的词典中学到了对一句老话的新解：“权力使人腐败，但是绝对的权力则确实是廉洁的。”

　　我父亲已经去世了，阿尔玛的母亲也于1972年故去。当我们跨入1984年的时候，阿尔玛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也不久于人世了。我的岳父约翰逊于1984年2月5日死在阿尔玛的怀抱之中，享年81岁。我们结婚之初，他对我这个女婿并不信任：是个当兵的，更糟糕的是，还是个西印度群岛人。到他去世前，我们的感情已相当不错，我能够与这位一本正经的老师亲热地开开玩笑，有时候还在一起喝上两杯，并且打趣地问他，我工具箱中的东西没有长腿怎么会跑到他的箱子里去。

　　处理岳父的遗产的责任由我承担起来了。我在伯明翰住宅四处翻找了一通，把他在抽屉、壁橱和地下室内收藏的各种枪支尽数收到一起。我把这些武器装到我的汽车的背箱内，拉回了华盛顿。负责国防部文件分发中心的吉姆·布鲁克斯是个枪支收藏家，他想看看我带回来的东西。吉姆对一枝0．38口径的史密斯—韦森手枪、两枝马格南手枪以及我自己的一枝很老的日本陆军步枪很感兴趣。他买下了那几枝手枪，最后只剩下那枝步枪了。一次吃午饭的时候，我们一起到停车场去，让他看看放在我的车背箱中的那件东西。吉姆仔细看了一下，说容他再考虑考虑，就离开了。就在我把枪放回背箱时，一辆巡逻车开了过来，从车上走下国防部的一名警官。

　　“这是你的车吗？”他问。

　　“是。”我回答。

　　“请打开背箱。”

　　我开始解释收藏枪支的事。

　　“请打开背箱。”那警察说。

　　我打开背箱，他看到的是一件即使在日本人轰炸珍珠港时也已过时的武器。

　　“请跟我来。”他拿起我的武器后，这样对我说。

　　“听我说，我是鲍威尔少将，”我说，“我是温伯格部长的军事助理。”

　　“请跟我来，长官。”他想把我锁进带隔栅的后座，我不干。我像电影中那样对他说，我可以不作声地跟他走，但是要坐在前座上。

　　我们走进设在五角大楼地下室的警察局。一位巡佐坐在办公桌后面，已做好审讯人并向他们宣读“米兰达权利”的准备。我可没想到会有这一幕。突然，一位警察中尉出现了。

　　“将军，您在这儿做什么？”他问。

　　“我想他们要逮捕我。”我说。

　　“这事交给我吧。”他对那位巡警说。然后他转向我说：

　　“您可以回办公室了。我会让人把您的枪送还给您的。”

　　我回去后，我的秘书南希·休斯向我解释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原来，五角大楼4层（那是空军的地盘）上有位警惕性很高的秘书看到底下的停车场上有两个人在摆弄一支步枪。恐怖分子！她立即打电话报警。聪明机智的南希听到风声，立即通知了一个叫库克“医官”的人。

　　国防部是由国防部长掌管的，但是这栋大楼却是由戴维·O·库克“医官”说了算。名义上，“医官”是负责行政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可实际上，他是首席大管家。楼上有人不好好干活，需要教训一下？去找“医官”。你是助理部长，想要一个本该有的专用洗手间？“医官”可以办到。你在有名气的滨河大门口的停车场找不到车位？找“医官”试试看。需要解救一位即将被警察逮捕的少将吗？“医官”可替你效劳。“医官”的权力大着哪，他是五角大楼的教父。像凯斯特这样精明的人，在“医官”面前也得甘拜下风。“医官”当过海军上校，对军队中的官僚机构了如指掌，他还当过律师，自有律师那样的心计和头脑。没有库克“医官”，五角大楼早上连大门也开不了，因为别人不知道钥匙放在什么地方。在“医官”和南希两人的安排下，我获释了，而且无需交保证金和保释金，也不必再受难堪。

　　我母亲去世前受了好多罪。5年前，她发生过一次心力衰竭。恢复健康后又患了癌症，不得不切除乳房。后来心脏病第二次发作。到最后，就像我父亲去世前那样，我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回纽约去。尽管她总是在受罪，可她的精神却从未颓唐过。当她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她发出了牙买加人惯常的那种吸吮的声音，接着来了一个翻译不出来的“啾！”“啾，科林哪，你就把我放到外边，在我身上盖些常青藤，以后就甭管了。”我感谢上帝赐给我艾达·贝尔。此时她已经在我妈妈家寄宿了25年。我父亲患绝症期间，贝尔小姐帮过他。现在她在为我母亲做着同样的事情。我欠艾达·贝尔的情，今生今世也还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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