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75)_科林·鲍威尔

七五

　　当新政府接过防务预算的时候，出现了表明新时代更带实质性的证据。罗纳德·里根在竞选时曾许诺要加强国防，改变迈耶将军所叹息的“陆军变成空架子”的那种状况。尽管共和党人所承袭下来的卡特的预算把防务开支增加了百分之五以上，从温伯格的办公室里还是传出话来，问各军种首脑还需要增加多少经费。这真是2月间又过圣诞节，令人喜出望外。各军种首脑开始提出希望得到的东西的清单。起初，他们请求拨款的总额等于使防务开支实际增加百分之九左右。

　　我和卡卢奇坐在部长办公室内，听到的话是我今生从未想到过的。温伯格说，这还不算完，他下令各军种首脑重新考虑研究和发展计划。于是他们又由希望清单走向梦想清单，拿出了一些他们认为决不会实现的建议。这些最新数字报到了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那里的答复是：还不够多。管理和预算局的结论并不是以战略分析为依据的，而是出于白宫的意图。里根的白宫只是简单地通知五角大楼可以多花钱。军方何乐不为？他们意识到，从天上掉馅饼的事，毕竟不会每天都有。

　　温伯格终于争取到把现政府继承下来的卡特预算增加了百分之十一，即258亿美元。这是可以预见的将来的增幅。我们并不是毫无目的地乱花钱。在连续几年预算紧缩之后，军队的状况实在太惨了。用于热门投资——主要是先进武器的研制。但是，面包与黄油的开支，即养活军队、使军中生活让人可以忍受的那些开支却受到忽视。军队就像一座门口停着一辆宝马汽车的摇摇欲倾的大厦。里根的预算为之拨款的项目有：增加薪俸、购置零部件、加强训练、建立现代通信中心、修理设施、托儿所、家属住房、牙科诊所等等，其中有许多项目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无人问津的。而且，国会很痛快地批准了增加这些军事拨款。在批评温伯格的人看来，一度被人害怕的“大刀”温伯格已经变成了“大勺”温伯格了。我们这些知情的人都了解，各军种处于营养不良状态。确实需要一把大勺来恢复我国军队的力量、目的感和自豪感。

　　2月下旬，我以卡卢奇的把门人的身份安排了新任陆军部长约翰·O·马什同弗兰克会见。我同马什不太熟。但我知道他以前是弗吉尼亚州的众议员。此人很有头脑，讲话柔声柔气。我不知道他那天来找卡卢奇有何公干，但是他从卡卢奇办公室走出来后，把我拉到门厅。在那里，这个文质彬彬的人等于是扔给我一个抽出了保险针的手榴弹。“科林，”他说，“我希望你考虑一下辞去军职的事。我想让你来当陆军部副部长。”并补充说，他刚才同卡卢奇和白宫人事处都商量过这个主意，而且遇到了绿灯。

　　尽管我很惊讶，但我很快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有了一个在五角大楼官员中玩得转的名声。说得更直截了当一些，军人在国防部只占将近百分之四十，是少数，马什希望把一名有素养的来自这个少数派的高级军官安置在一个重要岗位上任副部长。我对马什说，这事得容我考虑考虑，明天再答复他。

　　通常，我白天在工作中遇到的事情是不同阿尔玛谈的。但是这件事将会对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所以我得听听她的意见。我们没有因为讨论这个问题而睡不着觉。我是一名44岁的准将，有着锦绣前程。军队是我的生命。辞去军职，接受一项政治任命会证实我希望制止的那种谣传，即那种有时连我自己灵魂深处也会有的猜疑：我正在变得更像政客而不是军人了。阿尔玛百分之百地同意我的看法。落入不知深浅的政治任命的水塘中去，这种前景使她感到很不放心。第二天，我感谢马什对我的抬举，但却拒绝了他的建议。

　　马什提出建议的第二天，我去见卡卢奇，表示很愿意与他一道工作。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在机关工作将近4年了。我说：“弗兰克，我想回部队干准将应当干的工作。”

　　“好啊，那当然，我们会考虑这个问题的。”他回答，接着便给我布置了一大堆新任务。

　　每天下班回家前，我总喜欢留下来同卡卢奇的另一位军事助理、现在已是海军少将的约翰·鲍德温聊会儿天。3月的一天傍晚，鲍德温说：“科林，你永远没法离开这里了。”

　　“为什么？”

　　“首先，卡卢奇不想放你走。他喜欢和你在一起。他不是军人。他不懂得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不能离开军队太久。他只会使你在这里越陷越深。”

　　“那第二个理由呢？”我问。

　　“你的真正上司是迈耶，他会更希望把你留在这里。”

　　那天晚上，鲍德温的这番话就像火警铃声一样回响在我的脑海。第二天清早，我再次去见卡卢奇，对他说：“弗兰克，我一定得走。”

　　“好吧，好吧。我们下周再谈。”

　　经过不停地向卡卢奇请求，到初春时我终于如愿以偿了。迈耶表示理解是我所没想到的。他派我到科罗拉多州卡森堡去当第四机械化步兵师负责作战和训练的副师长。这个副师长职务是为担任正师长做见习。让我自己来挑，我也不见得能挑得比这种安排更好了。我开始对我的朋友们谈论我的好运气。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许多人并不像我这样乐观，而这些人的判断向来是我所看重的。他们中包括迪克·劳伦斯少将和朱利叶斯·贝克顿。越南战争期间，劳伦斯是美军美喀师的作战与计划处处长，我是他的副手；而朱利叶斯则是引导我上国家军事学院的指路人。他们两位都是装甲兵出身。

　　“科林，”劳伦斯对我说，“我说什么也不希望你到卡森堡去。”为什么呢？我很想知道。劳伦斯说，他有“不良预感”，即不安的感应，而这都是由于第四机械化步兵师师长约翰·W·赫达切克少将的缘故。他说此人很不好相处。“根本不应当把一个师交给他。”朱利叶斯·贝克顿也给我打电话表示了同样的保留意见。他们还警告我，我这位新上司的太太也很可能是个难缠的人物。我却没有因此而气馁。我实在太想回部队了。而且我向来同我的上司相处融洽，不论是像“红脸”巴雷特那样好相处的人，还是像“老虎”霍尼卡特那样难对付的上司。

　　我已开始佩服起卡卢奇这个不同特点兼而有之的少有人物了。他追求自己的目标时锲而不舍，与人打交道时却又体贴而仁厚。他的无私精神一直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弗兰克·卡卢奇不需要人们对他歌功颂德。他为我举行了一个欢送会，并在会上向我颁发了国防杰出服务奖章。我们像亲密的朋友一样分手了。

　　我在前往卡森堡之前最后与之告别的人是里奇·阿米蒂奇和玛丽贝尔·巴杰。里奇要升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了。这位仁兄骂起人来像个水兵，讲话总爱用简单的陈述句。我理解他，他也理解我。我们很快就交上了朋友。我与他不仅仅是战友或工作上的朋友，而且是可以彼此敞开心扉的朋友。至于玛丽贝尔，虽说她来五角大楼之前可能分不清谁是将军，谁是看大门的，但她却显示了一种天生知人善任的精明。这在处理政治任命事务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其宝贵的才干。我们3个人有一些非正式的、可以深入到五角大楼各个角落的渠道，这种渠道是汲取流动在国防部正式报告制度的表层之下的各种信息的惟一途径。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交换这种有益的情报。虽然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这一关系将会保持下来，成为对我今后的事业无比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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