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71)_科林·鲍威尔

七一

　　他说，他为我们感到骄傲，并且希望我们好好干。但同时他也告诫我们要经受住军衔的考验。“你们中有些人的前程会就此停顿，”罗杰斯说，“因为你们觉得这颗星使你们可以高于军规，从而自命不凡。有些人无法再升上去，因为他们担负不了重任。有的人升官后可能跌跤，因为他们的太太开始盛气凌人，就好像是她们自己得到了提升似的。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假设。我此刻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肯定会发生在这个屋子里的某个人身上。”

　　说到这里，他祝愿我们事业成功，万事如意。多少年过去了，这批新将军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辜负罗杰斯将军所表示的信任，但是我也看到他的预言在某些人身上应验了。

　　查尔斯·邓肯和我成了莫逆之交。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打壁球。我们一道周游世界。人们都知道，我俩有时还一起喝上两杯。一天晚上，在我准备下班回家的时候，他要我留一会儿。卡特政府正处在风云变幻的日子里。不久前，卡特总统到戴维营去度假，发现国家的一些弊端，决心要使国民萎靡不振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这种革新的一部分就是要改组内阁，撤换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约瑟夫·卡利法诺和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等人。

　　我坐在邓肯办公室内的沙发上，等着听他讲他的意思。

　　“科林，”他开口道，“我要离开这里了。总统要我掌管能源部。”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遗憾。但是，说老实话，我也从中看到了一线光明。这是我逃离总部机关重返陆军部队的一个机会。查尔斯接着说：“我想让你跟我去。”我以前也曾脱离过轨道，可这一次等于是让我跨越悬崖啊！我刚要提出异议，他就举起了手。这事就这么定了。他已经征得了新任陆军参谋长爱德华·迈耶将军的同意。保留我的军衔和军籍，随他去能源部。邓肯答应我，一俟他在能源部打开局面，马上就放我回部队。我除了从命别无选择。

　　参加能源部这个过渡班子的还有国防部总顾问迪安娜·西默。这个人很不简单。我送给她这样一句最高级的赞语：她与约翰·凯斯特不相上下。迪安娜的任务是重建整个能源部，我则负责组建它的管理机关。我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职责，就是在能源部内充当西默同邓肯之间的减震器，因为我在国防部时在这方面干得很出色。

　　这个过渡班子中还有一位名叫伯纳德·鲁布尔的精明而野心勃勃的律师。此人对我的人生观具有永久性的影响。有一天，我们正在进行特别激烈的辩论。另一名律师因为自己的观点被驳倒而气乎乎地要退场。这时，鲁布尔走到他身边，对他说：“你忘了你在法学院学到的信条：决不要把你的自我同你的观点混为一谈，以免一旦你的观点站不住脚时，你的自我也随之不复存在。”这些话使我铭记在心。

　　从我在长岛的百事可乐工厂做装瓶工那时起到现在，这是第一次从事纯粹的文职工作。能源部是由以前的原子能委员会、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以及另外3个以前是独立的部门拼凑而成的。这些机构就像是几次婚姻所生的孩子被迫生活在一起，大家对这种状况都不满意。然而，国会却喜欢这种安排。能源部的任务是通过支持全国各地的议员选区内的试验性能源计划——太阳能风车、太阳能镜、煤气、页岩油等等来保护西方文明。寻求能源自立的目标就像一根金色的魔棒，把联邦的经费送往全国各地。

　　我重建管理部门的工作包括决定谁去谁留。之所以让我来承担这项永远让人不愉快的任务是为了使邓肯不必作恶人。谢天谢地，两个半月之后，邓肯已经牢牢地掌握了这个官僚机构的控制权。我既然已完成了自己这一份工作，于是就对邓肯说，我迫切地想离开。邓肯很大度地同意放我走。离开能源部很容易，但离开查尔斯·邓肯却令人难过。我俩很合得来，我们都主张努力地工作，尽情地玩，认真对待自己的事业，但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他授予我能源部长杰出服务奖章。当他把奖章别在我身上的时候，他和我的眼中都噙满了热泪。

　　在能源部的这段经历使我第一次在一家全国性杂志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1979年9月3日那一期《新闻周刊》称我是哈罗德·布朗手下的一个“奇才”，被派到能源部来进行能源领域的“思想品德整顿”。哇！

　　我要重返陆军部队的希望破灭了。前海军部长小格雷厄姆·克莱特被调去接替邓肯任国防部第二把手。克莱特要我当他的军事助理，与克莱特现在的助理、出色的军官——杰克·鲍德温海军中校一道工作。由于克莱特是五角大楼中海军那一边的人，而且已经有了一位从海军来的助理，陆军参谋长迈耶将军认为把一个陆军的人放到克莱特身边从策略上说是有好处的。我的逃脱之路又被封死了。

　　格雷厄姆·克莱特那年67岁，有点老派绅士遗风，有时爱抬抬杠。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为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当过文书，后来成了华盛顿的一位很棒的律师。不过，他最大的成功还是在当南方铁路的经理时取得的。火车是他最爱的东西。他收藏有价值连城的玩具火车，其中有许多是19世纪的。他把它们展示在乔治敦的家中，从地面一直摆到天花板。我第一次见到克莱特还是在他当海军部长、我为邓肯工作的时候。“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预定要大修，修理用费相当贵。海军已经对这个问题做了周密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做这件工作最省钱的地方是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修船厂。作为海军部长的克莱特同意了这个建议。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此人并不总是像他在公共场合那样的谦谦君子）听说了这个决定后，打电话给邓肯，说在这件事情上显然发生了误解。他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中曾向费城人民保证，“萨拉托加”号一定会在他们的造船厂重建。所以请务必这样办。

　　很讲究实际的邓肯把我叫去，对我说：“我希望你到什么地方躲一阵，回来时给我拿出一个在费城而不是在诺福克检修这艘船的理由。”由于我根本没有在海军工作的经验，更没有造船方面的经验，这对我来说，只能是一次搞创作的练习。我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几天后把一份3页纸的打印得密密麻麻的论证报告交给了邓肯，说明为何要在费城重建“萨拉托加”号。

　　后来我得知，格雷厄姆·克莱特怒冲冲地闯进邓肯的办公室，大发雷霆地把我的报告摔到邓肯的桌子上说，他的海军专家们对于在哪个造船厂重建“萨拉托加”号最合适已做了行家的判断，而且他支持他们的结论。他是海军部的部长，没想到他的意见竟遭到否决。他说：“将来还得我到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去解释，我已经建议到诺福克去修船之后为什么又改变主意。”邓肯好不容易使他平静下来，然后说，咱们都是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懂得比赛的规矩，当局希望在费城修嘛。

　　克莱特气乎乎地把我的报告抓了回去，回到他的办公室，告诉他的海军分析人员再提一个与他们的第一个结论截然相反的建议。国会中的弗吉尼亚代表团听到消息后大骂政府。而且，正如克莱特所担心的，他得到国会山去为海军部的新立场辩护。令我惊讶的是，他把送“萨拉托加”号到费城去修理的理由讲得那么有说服力，你简直想不出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了。决不要把你的自我同你的观点混为一谈，以免你的观点一旦站不住脚时，你的自我也随之不复存在。克莱特是个老律师，他懂得这一点。“萨拉托加”号驶往费城造船厂那天，蒙代尔副总统就站在舰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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