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70)_科林·鲍威尔

七〇

　　“但是，上校，”他说，“这种事情我在一周之内就能把你教会。”他接着说，在F—14战斗机中，真正重要的是武器系统官，他操作的是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世界上最先进的航空技术和飞机的攻击系统。然而，这种非常重要的但不那么显眼的工作却交给军士们去做。军士相当于准尉，是些来自比较卑贱的阶层、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要使这些人真正掌握他们要在天上干的事情，得花上两三代人的时间。在他们学会这些事情之前，你在这里所看到的只是半个飞机在飞行。”就在F—14以无懈可击的精确性在头上盘旋的同时，我在想，这种表演是不是航空方面的一种粉饰太平呢？

　　那天晚上，我到酒店大堂去同邓肯部长会合。我们原定要出席伊朗空军司令在官邸为我们举行的正式晚宴。这时，一位身穿漂亮军服的陪同军官来见我们，深表歉意地说，我们不能离开酒店。原教旨主义暴徒同警察之间发生了战斗，设拉子大街上不安全。

　　第二天，我们离开伊朗前往沙特阿拉伯。我望着停在停机坪上那些闪闪发亮的F—14飞机，心中想着那位美国教官对我讲的话。我又想到头天晚上的街头骚乱，于是我开始疑惑：查尔斯·邓肯和我所看到的究竟是伊朗的内情，还是仅仅是它的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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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在达兰的沙特阿拉伯战斗机基地听指挥官给他的飞行员讲课，这时门突然敞开了，一位身穿飞行服、围着一条方格头巾的沙特军官大步走进来。他只是一名少校，但是他的出现却引起了全屋所有掌权人物的注意。人们向邓肯和我介绍他时称他为“班达尔少校”。原来，这是我所见到的第一位沙特王室成员：国防兼航空大臣之子、法赫德国王的侄子——班达尔·本·苏尔坦亲王。此人最终当上了这个石油王国的驻美大使。

　　在这第一次会见的大约一年之后，班达尔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关系学院进修，就住在华盛顿。我们开始在五角大楼军官体育俱乐部一起打短拍壁球。他与我一伙，对手是查尔斯·邓肯和当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戴维·琼斯将军。我还记得班达尔亲王在我们第一次打壁球之后走出俱乐部的情景。他肩上本来挎着一个健身用品包。只见他耸耸肩，轻轻地把包一甩，立刻就从旁边闪出一个随从，把它接了过去。亲王把手向半空一伸，收回时却握着一听可口可乐。当时我想，当亲王可真好。后来的几年，我们常常一起工作，我们之间的社会等级鸿沟开始缩小，直至来自南布朗克斯的男孩同来自王宫的亲王之间的亲昵关系达到无法容忍和亵渎神明的程度。

　　我1978年随邓肯出访期间还在肯尼亚稍作停留。那是我第一次去非洲。这个大陆尽管看起来颇具异国情调，但却不像我原先以为的那样具有魅力。我的黑人血统的根是在西非，我蒙发思祖之幽情是后来的事。

　　此次出访不到3个月之后，1979年1月16日，伊朗国王被赶出了他的国家。我从《华盛顿邮报》上看到了那些作过我们的东道主、而今被处决的将军们的赤裸的尸体被放在陈尸所的停尸桌上。“军士”阶级转而站到国王敌人的一边去了，王室卫队没有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战斗打响的头一天，他们就像水晶酒杯一样破裂了。我原来就对那些精锐部队和用来检阅的骑兵有怀疑，此时我的怀疑更深了。我告诫自己：一定要透过表面看实质，不要因为你可能不喜欢你所看到的东西而不这样做。在伊朗，我们放在一个人身上而不是放在这个国家身上的全部投资到头来都化为乌有了。国王一倒台，我们对伊朗的政策也随他一起垮了。我们在那里花费的许多亿美元只起了使局势恶化的作用，促成了一个原教旨主义政权的崛起。这个政权直至今天依然顽固地与我们作对。

　　邓肯和我出访归来后，没人再提起我的职务变动问题。后来，1978年12月的一天，查尔斯从我的小办公室旁走过时，对我眨眨眼、挥挥手，然后就钻进凯斯特的办公室了。一分钟后，凯斯特用蜂鸣器通知我进去。进到里面，我看到他俩都在咧着嘴笑。“恭喜你，”凯斯特说，“你被提升为准将了。”不等我回过味来，邓肯又说：“我想让你去当我的军事助理。”

　　由中校升为上校是升级；而由上校升为准将则是跃进。这次升迁使我兴奋得不能自己。我当时的表现就像圣诞日早上的孩子。我们把妈妈接到华盛顿来庆贺我的荣升。许多姑父姨父、姨妈姑妈、堂兄表妹也都到伯克中心来了。我们的家顿时变得热闹非常。妈妈像新娘似的局促不安，老是缠着阿尔玛，要她帮她整理头发、熨衣服，看看她的服饰是否恰当，直至你认为她将会艳压群芳才作罢。

　　我和布朗部长的军事助理卡尔·史密斯上校的正式晋升仪式是1979年6月1日在国防部那很气派的餐厅内举行的。我走进一个房间，那里全都是家里人和我以前担任其他职务时的朋友，其中包括在后备军官训练团时的朋友。现在是我上司的查尔斯·邓肯很高兴地为我主持了仪式。一个明显的缺席者是爸爸。不过我依然觉得他在天上的某个地方昂首阔步于其他亡灵之间，对他们说：“本应如此，你们以为会怎样？”

　　布朗部长在国防部内的礼宾官、空军中校斯图尔特·珀维恩斯把一段镶在镜框里的亚伯拉罕·林肯语录送给了我。那段话的背景好像是这样：有一天，陆军部的电报员告知总统，联邦部队俘获了一群战马和联邦军的一名准将。使电报员大为惊异的是，林肯更感兴趣的是那些战马。总统所作的解释想必就是：“我5分钟之内就可以再任命一位准将。但是要再找到这110匹战马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那是珀维恩斯为我选来镶在镜框中的语录。镜框背面用带子捆着一个信封，上面写着：“10年后再打开。”我遵从了他的意愿。1989年我打开这个信封时，里面的便条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你将成为陆军参谋长。”我暗暗地笑了。这时，我已经当上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从那以后，不论我的办公室迁到哪里。镶在镜框里的这段林肯语录都跟着我。它是治疗自我膨胀的一剂良药。

　　正式仪式结束后，我们举行了一个主要是鲍威尔家族的人参加的宴会，来宾达150多人。妈妈觉得太铺张了。以前遇有家庭庆典，总是由她和一些亲戚准备饭菜。不过她很快就适应了这种奢华。此次升迁使42岁的我成了陆军中最年轻的将军。我的孩子们笑逐颜开，我的亲戚们笑逐颜开，我自己笑逐颜开。我希望阿尔玛也能笑逐颜开。她若能这样，那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我总是开玩笑地说她在我的大大小小的胜利面前抑制自己的热情。当我告诉她我在利文沃思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时，她说：“这很好，不过我总是希望你成为第一名。”有一位并不敬畏你的妻子，可以帮助你不致忘乎所以。不过，那天晚上在伯克中心，阿尔玛确实也笑逐颜开了。

　　新将军的一个必须通过的仪式就是进“上岗学习班”，即参加一系列的接见活动。第一项便是陆军参谋长——当时是罗杰斯将军——的接见。我们52个人集中在五角大楼的会议室内听他讲话。他的话我终生难忘。罗杰斯在对我们表示祝贺之后，把每件事情都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一番。他说：“我想告诉你们，在晋升将军这一级竞争是很激烈的。假若你们所有人明天坐上一架飞机，然后就在大西洋上空消失了。我们用来接替你们的52名上校将会与你们同样优秀。我们将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不仅如此，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你们的最后一次晋升。所以，你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至于今后怎样，那就听天由命了。”你们中可能有一半人升任少将，至多有10个人晋升中将，也许会有4个人当上四星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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