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女王(24)

二四

　　帕麦斯顿依然我行我素，这位外交大臣几乎成了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当时，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两地的归属问题上，普鲁士和丹麦发生了冲突，女王夫妇同情普鲁士，而帕麦斯顿却支持丹麦，并于1850年瞒着女王签署了列强确保丹麦领土完整的条约。女王再也无法容忍，决心搬掉这块顽石。她通过内阁首相转给帕麦斯顿一封亲笔信，措词相当严厉：

　　朕以为有理由为了预防将来的任何误会，将朕对外交大臣之期望做一简略的说明。朕要求：

　　（1）他将清楚地陈述他在一个既定事件中的企图，以便朕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批准的是什么；

　　（2）一切方案，一经朕批准，大臣便不得擅自更改或修正，发生这种行为，朕将以为是对君上无诚意，理所当然地行使朕的宪法权力，罢免这位大臣。

　　阿尔伯特也出马召见了帕麦斯顿，年轻人决心以自己的理智与精谨来治治这个乱冲乱撞的毫无头脑的老家伙，他的问话暗藏机锋，直指对手：“你知道女王反对有关什列斯维希的草案，她所以这样做的理由你也明白。她的意见遭到了否决，表现着列强各国要求保证丹麦王国领土完整愿望的草案签订了，丹麦国王便以此为由而侵入什列斯维希，那里烽烟四起。如果霍尔施坦也受到侵犯——这里有可能——日耳曼便决不会坐视不救；而俄国已恐吓说如果什列斯维希人取胜的话，便要以武力干涉。如果出现这一非常情况（极有可能挑起一场欧洲大战）而它又很可能是当我们正在巴莫罗市，约翰勋爵在苏格兰的另一地，你将怎么办呢？鉴于你的先见之明，女王料想你对上述可能性已经有所注意，并要你对此假定的事件中自己该怎么办做一明确的回答。”正如阿尔伯特所预料的一样，帕麦斯顿的确无以回答，因为在他看来，一切只能是随机而行，而不可能事先有十分严密的方案。他说：“整个事情是极端复杂的，而殿下提到的那些可能性并不一定会发生。”阿尔伯特坚持再三，整整一个小时费尽气力想迫使他做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却毫无结果。“除非罢免他，否则将毫无办法”，阿尔伯特想。

　　帕麦斯顿应该从女王的信及阿尔伯特的问话中嗅到某种气息，但他的一向的政治态度与个人本性决不会使他的行为有任何改变。

　　几个星期以后，有一位奥地利的海诺将军来到英国。这个人因严厉镇压匈牙利和意大利革命尤以鞭笞妇女而臭名昭著。在他参观一家酿酒厂时被一个刚刚从维尔那逃回来的工人认出，这位工人参加了奥地利革命，知道这位被称做“鬣狗将军”的人的底细，他旋即遭到了工人们围攻，工人们将他推来攘去，吼声四起，他挨了不少拳脚，他逃进一条胡同，居民们挥舞扫帚紧追其后，他拼命地逃进一家小酒店并在警察的保护下才得以脱身。这一事件激怒了奥地利政府，奥地利要求英国道歉。帕麦斯顿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与于矛盾中去寻找均衡的政治态度，一向支持工人暴动，因此对此事从内心里十分高兴。虽然作为英国外交大臣，他不得不表示歉意，但他在这份道歉公文中却又加上一句说这位将军“于此时前来英国似乎不合时宜”，而这份关系重大的公文帕麦斯顿又没有让女王或首相过目。显然，对帕麦斯顿所加的那句话女王夫妇、首相极为不满，因为，这将给英国、奥地利之间的关系带来更大的麻烦。

　　1851年10月，一位匈牙利革命的领导者科索兹流亡到了英国，对这样一位工人运动的领袖女王政府当然恨之入骨，而帕麦斯顿却表示要在伦敦的家里接待这位匈牙利的爱国志士。他们的矛盾再一次尖锐，帕麦斯顿甚至想以辞职相要挟，最后还是屈服了，但帕麦斯顿的同情革命政治态度却因此而远近闻名。几个星期以后，一个来自芬士伯雷和艾林顿的激进派团体求见帕麦斯顿并呈上一份请愿书，上面将奥地利和俄国的皇帝蔑之为“丑恶可憎的凶手”和“残忍的僭主与暴君”，作为君主专制下的英国大臣，帕麦斯顿当然在表面上对这些措词表示了反对，但这种反对是温和的，而且在这些温和的谈话中他听任自己真情实感以一种漫不经意的方式流露出来。

　　帕麦斯顿的言行立即招致了朝廷的愤慨与咒骂。维多利亚夫妇深感手下的这位外交大臣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显得危险。

　　1851年年底，女王夫妇的担忧达到了极点，这一年12月2日，巴黎发生了路易·拿破仑政变。路易·拿破仑又称拿破仑三世，是拿破仑·波拿巴即拿破仑一世的侄子，他企图恢复拿破仑一世的辉煌，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拿破仑曾于1804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惟恐天下不乱的帕麦斯顿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在政变后的第二天即召见法国大使，对拿破仑行动表示了赞同。女王夫妇大为不悦，两天后她写信告诉他，对于法国事务，英国政府的方针是保持绝对中立态度。

　　然而不久，在给驻巴黎的英国大使的公文中，帕麦斯顿似乎把女王的告诫当作耳边风，继续表示了他对拿破仑的赞同。这份公文照例未呈送给女王，首相也不曾见到就发出去了。

　　一连串的事实终于促使女王夫妇下定决心，首相约翰在强大的压力下也失去了耐心。于是帕麦斯顿最终遭到了罢免。

　　帕麦斯顿被免使维多利亚夫妇大感轻松。尤其是阿尔伯特，他曾多次感到与帕麦斯顿较量之艰难，他也意识到他与帕麦斯顿之较量实际上是英德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较量。理智战胜了热情，理性克服了感性。帕麦斯顿被挥到了一边，王权得到了空前的巩固。

　　三、克里米亚枪声一响，女王夫妇再一次深得民心。

　　帕麦斯顿的垮台，标志着阿尔伯特在维护王权专制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自从阿尔伯特跻身英国政治以来，他一直把自己所有精力与才智放在王权的巩固与扩大上。面对自1832年“改革法案”以来黯然失色的君主立宪制，面对国王被看作一个傀儡只会按照大臣的意愿“或点头以示赞同，或摇首以表不许”的窘境，在男爵斯托克玛的指引下，阿尔伯特决不放弃维护君主合法地位的任何机会，在他看来，国王当有为其内阁会议永久之主席的权力，应处于终身首相之地位，具有至高无上的惩戒权，国王甚至可以自始至终地参与政府的决策，他极其羡慕威廉三世的地位——他既主持其枢密院（相当于现今之内阁），同时又是一位立宪君主——尽管阿尔伯特的想法与当时时代的发展背道而驰，但他仍然坚忍不拔地努力将它付诸现实。

　　帕麦斯顿便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挥到一边的。

　　然而事情并不是那么的简单。由于阿尔伯特与帕麦斯顿的冲突远远地超出了俩人之间恩恩怨怨的范围而涉及到两个民族文化性格与整个时代主要矛盾之间的对抗，而这种对抗之间的胜负是很难分辨的。代表封建君主利益的阿尔伯特必然要受到正在发展的资产阶级进步势力的扼制，而代表日耳曼民族文化的阿尔伯特又必然招致绝大部分英国从上层到下层的民众的围攻，而这种扼制与围攻随着帕麦斯顿的被免而变得更加厉害、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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