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托(19)_虚阁网

一九

　　共产国际要求南共中央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戈尔基奇在责难逃。

　　南斯拉夫人在西班牙内战中作出了很大牺牲，一干五百多名志愿军约有一半人战死，另一半有三百多人受伤，350人在共和军失败后被俘，关入集中营。后来他们多半逃回了南斯拉夫，成为二次大战中南共军队中的骨干力量，其中有24人是南共军队的高级将领，4人成为4个集团军司令。铁托说，他本来也想去当志愿军的，但共产国际不同意。

　　1937年夏天，设在巴黎的南共中央接到通知，让戈尔基奇去一趟莫斯科。这个时候正是苏联进行又一次肃反的高潮。果然不久，莫斯科通知巴黎，停止印刷戈尔基奇的一本小册子。随后又听说他在莫斯科工作的波兰妻子以间谍罪名被捕。几个月以后，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告诉铁托，戈尔基奇已被撤销南共总书记职务，由铁托负责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铁托因此转赴巴黎，在巴黎工作到年底，返回前，又奉召赴莫斯科。

　　在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告诉铁托，戈尔基奇已被捕，共产国际已觉察了他在党内搞宗派主义，向共产国际递送假情报，他的情报来源主要是从一个贝尔格莱德的知识分子那里赶制出来的，无非是一些秘密出版的小册子。戈尔基奇跟国内联系的都是些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而在党内则妨碍培养新的工人干部。季米特洛夫还通知铁托，已任命他为临时总书记，南共中央委员会应全部更换。

　　铁托感觉到了，共产国际将问题看得很严重，南斯拉夫共产党有被解散的危险。

　　铁托在莫斯科受命以后，迫切希望回到国内领导工作，自从他去年8月离开国内后，还没有一个中央领导人去指导过工作，而国内新成立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党组织，以及巴黎的中央和被关押在狱中的党员中存在的派别活动等问题，加之国际形势，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威胁临近，等等，都在等着解决。这个时候，恰逢《联共〈布〉党史》出版，铁托在莫斯科又得到一项新的任务——翻译这本书，翻译工作起先是由他和乔皮奇及另一位同志组成的编译小组进行的，可是，译完第一章后，乔皮奇和另一个人就被捕了，铁托不得不一个人译完这本书。翻译工作花去了他三个月的时间。

　　在莫斯科期间，铁托心情沉重，他看到戈尔基奇被捕了，接着几乎在莫斯科的所有南斯拉夫人都被捕了，能够找到的只有乔皮奇和一位塞尔维亚教师。莫斯科什么人都怀疑，铁托也曾在这里工作过，但那段时期他除了办公室和旅馆外，哪里也不去，有时间就看书，与任何人，包括南斯拉夫人，都没有特殊的联系，正是这一点，没有招致莫斯科的怀疑。但是现在，他也差一点遭到别人的暗算。

　　佩特科·米莱蒂奇是黑山的共产党员，宗派主义分子。在国内被警方逮捕后，在米特罗维察监狱纠集了一大批犯人在自己一边，跟莫沙·皮雅杰这样一批老革命家闹对立，给狱中的党组织制造分裂，并竭力将这种宗派活动扩散到狱外。他们的做法遭到了铁托的反对。铁托应召到莫斯科时，他出狱了。巴尔干书记处的一批保加利亚人设法将米莱蒂奇弄到了莫斯科。一位俄国人，共产国际干部处处长告诉铁托，米莱蒂奇在写东西揭露铁托是托洛茨基分子。说他翻译的《联共〈布〉党史》中塞进了托洛茨基的私货。铁托闻讯后即去找巴尔干书记处的保加利亚人。

　　那些人说，米莱蒂奇已经向他们交了报告，他们将讨论这份报告，并允许铁托出席讨论。铁托气愤地说：“我当然要去！”可是，第二天，情况就变了。干部处长告诉铁托，米莱蒂奇已被捕，苏联内务部早就掌握了他的情况，他是南斯拉夫警方的奸细，出卖了很多人，而警方则把他打扮成共产党的英雄，更便于为警方效力。果然这次他又在内部陷害铁托，但是没有得逞，内务部连同他的报告一起收走了。铁托心满意足地去见那个保加利亚人。可他还一点不知情，显得很高兴。等铁托告诉他，米莱蒂奇被带走了，他才吓得一脸煞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肯定知道，这人是他弄来的，在莫斯科，这将要牵扯他到什么程度。

　　这一切过去之后，铁托去见季米特洛夫，要求立刻回国。他说，领导必须在国内，而不应在国外。季米特洛夫说：“什么领导？瓦尔特，只剩下你了，你应当回国，你是幸运的，对党来说也是幸运的，至少你留下了，因为已经在谈论解散南共。”（当时波兰党已经解散）。铁托深切感谢季米特洛夫对他的信任，他懂得，他之所以在莫斯科没有遭殃，是季米特洛夫保护了他。

　　1938年初，铁托终于可以离开莫斯科了，不是去国内，而是去巴黎的流亡中央上任。路上他用的是一个加拿大护照，用的是斯皮里敦·梅卡斯的名字。船抵哥本哈根，一名丹麦警察用英语询问铁托。铁托的英语并不好，刚开始学。警察一下就看出他不是个加拿大人，便笑着对他说：“同志，下次用加拿大护照之前，要把英语先学好。”铁托也笑了起来，幸好这名警察是位社会民主党人。

　　到达巴黎后，铁托开展的第一项工作便是改组中央。对改组，铁托已经形成了清晰的、成熟的思路，他认为，第一，新的中央委员会必须设在国内，这一条，他曾多次向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写信，阐明其理由；第二，新的中央主要应由国内的同志组成；第三，中央的成分应由工人占多数（国外的知识分子他只推荐乔皮奇和马斯拉里奇两人）。在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铁托对巴黎的原中央委员逐一谈了他个人的看法，他对大多数人的品格和工作予以肯定，但他坚定地认为，党的领导工作必须依靠国内的干部，为了防止宗派主义，也为了便于公开活动，这些干部都应是与旧中央较少联系、在警察局还未挂号的年轻的革命家，他们是爱德华·卡德尔、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密洛凡·吉拉斯、洛拉·里巴尔、拉德·康察尔、弗兰茨·莱斯科舍克、莫沙·皮雅杰等人。

　　在中央未迁回国内之前，铁托就已派人在国内建立了一个临时的领导机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已经有了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塞尔维亚有了省委、黑山也有了省委、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重要城镇已建立了党组织，伏伊伏丁那党的组织工作做得最出色。南共机关报《无产者报》也正在准备复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党组织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只遭到过两次破坏。而两次破坏都与米莱蒂奇的活动有关，这跟以前党组织不断建立、不断遭破坏已是大不相同了。

　　这时的欧洲，德意法西斯的战争叫嚣甚嚣尘上。由于南共在对待法西斯侵略的危险中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整个南斯拉夫反法西斯运动正在热烈地开展，南共在国内人民中的威信一天天增长。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共产国际对南共的态度开始有了改变。特别重要的是，国内党的临时领导机构是团结的。表壮不如里壮，一个党，内部团结一致，坚强如钢，这是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铁托以后将越来越看清楚这一点。

　　1939年初，共产国际在听取了铁托的汇报后，决定由南共领导发表一封致全体党员的信，向他们介绍领导班子最近发生的情况，号召全党同派别分子进行坚决斗争，争取党的团结。接着，3月和6月，南共召开了两次会议，进一步肃清了宗派主义的影响。

　　从此以后，党的力量得到增强，队伍迅速扩大。铁托任总书记之初，南共有6000名党员，一年时间，发展到12000名党员，人数翻了一番。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在里巴尔的组织下，也取得了同样的发展。党的最高领导层，除了铁托、皮雅杰几人外，几乎都是年轻人，他们与昔日的派别斗争没有渊源，与莫斯科也很少有瓜葛，没有那种老于世故、工于心计的“成熟”，他们生气勃勃，与国内的斗争血肉相连。这个领导层对铁托有一种特殊的亲敬；他们都称他为“stari”（老者、年长者，相当于中文“×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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