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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1935年5月,亚历山大国王被刺后,南斯拉夫进行了一次选举,由米兰·斯托亚迪诺维奇为首组成新一届政府。新政府对共产党的迫害并未放松。从1935年底到1936年3月,它在国内逮捕了大约1000名共产党人,党的各个省委几乎全体成员和共青团中央的领导人都被捕了,党的特科被破坏。

  斗争形势加剧了南共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分歧。中央重新出现了小集团活动。乔皮奇等人在维也纳(后移到布拉格)开了一次秘密的中央全会,戈尔基奇和铁托因在苏联,没有参加。会议的决议表明了,南共对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没有真正的理解,它还在坚持过去的关门主义路线。共产国际对这次事件进行了干预,废除了全会的决议,并决定改组南共中央,任命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指定戈尔基奇为总书记,铁托为组织书记。新的中央决定派铁托回国,在国内为组建国内的领导班子创造条件,并对国内党的工作负责。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

  但是铁托心里明白。要改造党,还有三项工作必须去做:第一,整个中央委员会都应回国;第二,必须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不再盲目地、不加批判地接受它的指示;第三,必须摆脱外界在金钱上的援助。铁托把自己的第一点和第三点想法跟季米特洛夫谈过。对第一点,季米特洛夫赞同铁托的建议,而马努伊尔斯基等人则只部分同意,结果就让南共政治局一半成员,以铁托为首回国工作,以总书记为首的另一半成员则留在巴黎。对第三个问题,季米特洛夫完全同意铁托的看法。铁托认为,党的领导必须与党员群众保持接触,如果从外界得到钱,从莫斯科拿津贴,只会使干部堕落。党得到这笔钱不是用来搞宣传,而是发工资,钱在上层就分掉了,工资还相当高,一个中央委员一月2000法郎。身居国外,拿着高薪,又不冒任何危险,这些钱成了党内产生派别的根源之一。

  铁托说:“没有一件事比从外面得到金钱更挫伤斗争锐气的。”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是,断绝外界资助,意味着南共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

  4.清洗污秽

  1936年深秋,铁托取道波兰回国。回国前他已经熟悉了党内派别斗争的那一套,因此,他不能不提防来自同一营垒的暗箭。他回国的护照是戈尔基奇给他准备的。戈尔基奇早就跟他有分歧,因此,铁托没有用这个护照,也没有按他指定的路线回国,而是自己另搞了一本护照,走了不同的道路回国的。后来,从戈尔基奇那里得到护照的其他同志在过南境时被捕了。

  回到萨格勒布,党的处境仍然非常困难,整个克罗地亚地方委员会的一百五十多名委员全都被捕。铁托的重建工作不得不与从贝尔格莱德召来的同志商议,密洛凡·吉拉斯就这样被派到萨格勒布来与铁托接头。

  吉拉斯回忆说:“我乘火车到萨格勒布,一路上提防着警探的跟踪。我来到预先安排好的地方,中央委员正在那里等我,他中等身材,瘦而结实,他的面孔坚强而镇静,同时还有些亲切,他的眼睛是蓝色的,温和的。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地下工作习惯上是不请教姓名的。”

  吉拉斯感到,这位中央委员的相貌好熟悉,但却想不起来他是谁。

  铁托问了吉拉斯一些贝尔格莱德的情况,向他宣传了自己的组织纲领。为了避免过去那种建立组织——遭到破坏——重建组织——又遭破坏的结局,铁托指示,应该在工厂、车间、学校受到当局信任的人中选择党的干部。而不应该再在民主运动中知名的人士中培养干部了。党的干部工作重点应该放在青年工作上,青年人与过去党内的派别较少有瓜葛。按照这条方针,在后来形成的以铁托为首的领导核心中,除了铁托本人外,其成员都是比他小二十岁的年轻人。

  铁托要吉拉斯从贝尔格莱德挑选一名同志来领导青年工作。

  在返回贝尔格莱德的火车上,吉拉斯竭力回想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中央委员。终于他想起是见过这个人的一幅画像,对了,是莫沙·皮雅杰画的一幅人物肖像,那是他们同时坐牢时画的。皮雅杰曾告诉他,那个人叫约瑟夫·布罗兹。

  吉拉斯在贝尔格莱德找到了兰科维奇,与他一起商定,派一位学法律的大学生洛拉·里巴尔去萨格勒布。洛拉·里巴尔后来成了最受铁托赏识的革命家之一。几天之后,吉拉斯带着洛拉·里巴尔来到萨格勒布。

  吉拉斯对铁托提起画像的事:“同志,我早就见过你。”铁托一怔。吉拉斯继续说:“那是你坐监狱时,莫沙·皮雅杰给你画的一幅像,他告诉我你的名字是布罗兹。”

  铁托笑着,挥了挥手,表示不要谈这些事了。他们一起讨论了组织塞尔维亚志愿军赴西班牙。当时,佛朗哥在西班牙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南斯拉夫人民的愤慨,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威胁已逼近了南斯拉夫,人民把援助西班牙共和军当做对法西斯威胁的回答。

  组织大批人到西班牙去,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为了直接领导输送志愿军的工作,铁托在1937年曾多次到巴黎,这里是去西班牙的必经之地。

  有一次从法国返回南斯拉夫的途中,他又一次险遭逮捕。这次是在德国:

  离开巴黎之前,有人给他弄了个新的护照。由于太疲倦,他竟没有仔细看看这份护照,熟悉一下自己新的“身份”,上火车便打起瞌睡来了。当火车离开斯特拉斯堡后,希特勒的边防警察开始检查护照。一个警官拿过铁托递来的护照,问他叫什么名字,铁托却怎么也想不起这个护照主人的名字。德国警察紧追不放,一再重复问他:“Ihr Name?(你的名字)”铁托一时语塞,干脆装起傻来,听不懂德语。磨了老半天,他终于想起来,那是个捷克工程师的名字。这才用捷克语问旁边的一位乘客:“警察要什么?……哦,我的名字……”就这样总算过了关。

  组织志愿军的动员工作相当顺利。志愿军人数在不断增加。但这给输送工作带来了很大压力。总书记戈尔基奇决定花70万法郎从马赛租一条船到南斯拉夫跑一趟,接运滞留在门的内哥罗和达尔马提亚的一千多名志愿者直接去西班牙。戈尔基奇请管道工出身的阿道夫·穆克负责输送工作。这实际上是一次偷渡,可又一点没注意保密,在马赛,这条船的使命简直尽人皆知。

  当“科西嘉”号抵门的内哥罗海域时,那一千多名偷渡者正等在海边的山上。夜幕降临时,船上发出了讯号,志愿军人员可以划小船登上远离海岸的大船。但是那晚的风浪太大,小船不敢远行,大船又不敢靠近,登船行动只好推迟一天。第二天,正准备按计划执行时,警察的巡逻艇发现了他们。大船停止向预定的地点前进。警察登上船来进行搜查。

  阿道夫·穆克在船上,他扮成个法国水手。警察的出现把他吓呆了,他本来可以跳入水中逃脱的,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在船上束手就擒。后来他出卖了策划这次行动的组织。

  与此同时,在岸上的志愿军也被警察包围,多数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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