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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关进牢房后,约瑟夫设法从监狱里传出一张纸条,向党报告了被捕的情况:

  〈原文〉8月4日星期六半夜12点,我正要上床睡觉,就被捕了。警察挥舞着手枪,从后面抓住我,使我无法动弹。星期六中午,他们已经在这所房子里抓走了一个人,搜出26本书,4颗手榴弹,一支军用左轮和若干子弹。他们说这些东西是我的。我在狱中受到拷打,不许医生给我看病。我从8月4日起绝食,十分虚弱。

  其他人也遭毒打。没有人敢从外边给我们送饭来。他们从我身上搜得一些纸条,威胁要处死我,还说要把我送到贝尔格莱德的格拉沃尼亚察。我宁死也不……望另设他法。M说他将尽力而为。再见吧,同志们!

  这张纸条曾被转到共产国际,经南共书记戈尔基奇改动后,登在《国际新闻通讯》上,标题是《地狱般的南斯拉夫监狱里传出的呼声》。

  警察共抓了15个人,其中还有一名工人,也是经常到葡萄街46号去睡觉的。约瑟夫在拘留所关了3个月。长时间不审理,加之狱警虐待,迫使约瑟夫绝食,要求早日审理本案。他的要求得到了答复,法庭宣布立刻审理本案。

  在同案中被起诉的共有6人,都是与葡萄街46号发生过联系的人。

  3.不屈的共产党人

  开庭审理约瑟夫·布罗兹是在1928年11月6日。有关这次案件记录的材料基本都保存下来了。1945年4月,南人民军第9军解放了萨格勒布,在皇家大理院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一案件的全部卷宗。

  在关于铁托的众多传记作品中,对这一案件资料的引用都是极为详尽的。

  一家右翼报纸《新闻报》报道:

  “昨天萨格勒布法庭的小厅内挤满了人,一方面,被告企图说明全部案件是警察虚构的。主要被告对法庭说,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什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等等;另一方面,青年工人和学生对这次审问特别感兴趣,他们拼命往审判厅挤,直到水泄不通。他们是些留着长发或梳着短发的男女青年,有的是福音会的信徒,有的是被告的熟人。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案件从不理会,而专门出席这种带有煽动性的国际救世主的案件”。

  正如这张报纸报道的,被告都否认自己的共产党人身份。不但这次是这样,过去所有被捕的共产党人案件都是这样。约瑟夫·布罗兹这次决心堂堂正正地在法庭上与敌人斗一斗。

  《新闻报》11月8日继续报道:

  “……约瑟夫·布罗兹被带到庭上。毫无疑问,他是这次审讯中最使人感兴趣的一个。他的面孔使人想起钢铁,他的目光炯炯,冷酷而有力。……整个审讯过程,法庭上寂静无声。”

  《新闻报》记载当时的情形:

  首席法官问约瑟夫是否承认有罪。他回答:

  “根据起诉书我是有罪的,但实际上我是无罪的。我承认我是非法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名党员,我承认我曾经宣传过共产主义。我向无产者指出过对他们的一切不义行为。但是我不承认资产阶级法庭,因为我认为,我只对我们党负责。”

  法官:“你知不知道国家保卫法?”

  布罗兹:“是的,我听说过这个法律,但是我没有读过它,对它不感兴趣!”

  法官:“这个法律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你知道吗?”

  布罗兹:“知道。不过它只是临时法而已。”

  法官:“但它目前仍然有效,国家通过这部法律来反对你们共产党人,人民用它来保卫自己,反对你们的破坏行为。”

  布罗兹:“可是这条法律并不是人民通过的。这是一个阶级用来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法律,一部必将被扫除的法律。”

  法官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在他寓所搜出了炸弹和共产党书籍的事。

  布罗兹作了如下陈述:

  1928年6月,我向博日契科维奇租了一间房子,一方面我自己用,另一方面也给别的同志们用。我在那里住过3—4晚,也安排过一些人住在那里,他们的姓名我不会说。搜出来的书籍我知道,那是同志们带去的,他们的名字我也不会说。无论这些书是否确是在这间房子里搜出来的,我仍愿意承认有过此事。但是,我不相信在这间房搜出了炸弹。我没有带过它们,从未见过。很可能是警察自己放在那里的。

  我和我的同志们没有做过这件事。它同我们无关。……送书的事倒是常有,我负责分配这些材料。”

  法官:“你的笔记本里有R125B,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传递书籍用的代号。我承认,被发现的书只是我们传布的一部分……”

  国家检察官:“26.1、80.1是什么意思?”

  布罗兹:“这是《列宁主义基础》一书的代号。这本书传播得很广,可是我不知道它的来处。”

  法官:“在你房内发现了炸弹,这难道是巧合吗?”

  布罗兹:“6·20事件(枪杀拉迪奇)之后,当局必须找到替罪羊。据我看,这些炸弹就是警察放的。对这一套,我早有经验,他们打死了3名工人,然后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炸弹和武器也是这套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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