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13)

一三

　　§第六章　漫游欧洲的赌徒和一场恋爱

　　如同在40年代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又热衷于参加小组和编辑部的活动。他开始出入于亚米柳科夫的星期二晚会。米柳科夫是《灯塔》杂志的主编。这个小组中最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是尼·尼·斯特拉霍夫，他是《时报》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在读完斯特拉霍夫关于《罪与罚》的论文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对他说：“只有您一个人了解我。”以前也曾不止一次地把他称作志同道合者和战友。6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互相冷淡起来，一件无法考证的事情使他们关系彻底破裂。作家死后，斯特拉霍夫曾建议其遗孀委托他写一篇传记，他在那篇回忆录形式的传记里确实作了鲜明深刻、热情洋溢的记述，然而在1883年致托尔斯泰的一封信里，他却这样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凶恶、贪婪、放荡，他整个一生都是在这种骚扰不安中度过的，这种骚扰不安使他变成了一个不幸者，倘若不是由于他富于同情又非常凶恶和聪明的话，甚至可能使他变成一个荒唐可笑的人物。”这封信在1913年才得以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对此非常气愤，严厉驳斥了这种看法。不过斯特拉霍夫为什么发表如此迥然不同的看法已是很难知晓的了，也许他是从作品中的人物得出的结论吧。

　　1862年彼得堡一场大火烧毁了数千家店铺和房屋，使不计其数的人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时报》为此准备了两篇文章，人们纷纷传说是著名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其实文章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但作为编辑，无疑他是知道这件事的，因为文章批驳了对“大学生”和“虚无主义者”的造谣中伤：诬告他们是纵火犯，这种“叛逆立场”立即导致两篇文章受查禁。杂志负责人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召到侦缉委员会去做解释，从此，《时报》杂志的命运急转直下，对它的暗中迫害也开始了。政府正是想利用这次火灾加强反动势力。许多进步杂志如《现代人》等都被勒令停刊，各种组织被查封，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进步人士也被关进监狱。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就幻想周游欧洲。童年时代安娜·拉德克里芙的小说就激起他对意大利的朦胧向往。40年代，他幻想和果戈理一样在罗马隐居几年，以便写出一部大部头的小说来，然而时乖命蹇，他去了西伯利亚。不过到1862年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用两个半月的时间他匆匆游览了欧洲的许多城市。不是像别人那样按照旅行指南去参观名胜古迹，他只细心观察人并阅读大量报刊。欧洲使他大失所望。

　　1863年他在《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冬天记的夏天印象》，描写了欧洲的一些阴暗面和令人感到可怕的现象。按照社会意义来说，这是他最进步的一部作品。因为对资产阶级世界的批判和对资产阶级弱肉强食的社会风气的讽刺，充满着真正反资本主义的热情。

　　而且他在伦敦拜会了两位不同凡响的人物：赫尔岑和巴枯宁，前者是卓越的作家和政治家，后者是一位无政府主义思想家，这对于他的文学生涯也具有重要意义，赫尔岑这样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很天真，头脑也并不完全清晰，但他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他满腔热情地相信俄国人民。”

　　《时报》的悲剧命运终于成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了。

　　1863年5月末，沙皇政府突然勒令《时报》永远停刊，指责它是一个反爱国主义的刊物，“玷污了民族感情”。原来灾祸是由一篇文章引起的：1863年波兰起义要求恢复波兰国，但遭到俄国军队残酷镇压。俄国国内只有俄国革命思想界公开支持起义者，赫尔岑毅然决然地站出来为波兰辩护，《钟声》发出号召：“我们希望波兰独立，因为我们希望俄国自由。”

　　《时报》一直对这件事表示沉默，后来才委托斯特拉霍夫写一篇政论文章，而在此以前，斯特拉霍夫从未就国际问题发表过评论，他本想以评论民族文化问题代替战争的具体事实，并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题目《一个不详的问题》，他宣称不应用武力去解决业已出现的问题，而应对两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进行比较，只有在“精神文明方面”取得胜利时，俄国才称得上是胜利的一方。《莫斯科新闻》愤怒地指责《时报》杂志对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未采取正确的态度，陀思妥耶夫斯基撰写了一篇长文答复报纸的责难，竭力为刊物辩护，事情越闹越大，惊动了沙皇，于是刊物遭到了停刊的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杂志辩护的同时指责斯特拉霍夫不应过分注意措词反而导致人们从反面理解他的意思，赫尔岑却赞扬《时报》“就波兰问题说了几句人道主义的话。”

　　这件事没有再追究下去，1864年1月末，经最高当局认可，米哈伊尔获准出版《时代》杂志。人们预料《时报》所取得的成就能完全恢复，但这种期望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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