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40)

四〇

　　伊凡·伊里奇生来“聪明、活泼、令人喜爱”但是当陷入徒负虚名、金钱支配一切的生活环境，逐渐形成“轻松、愉快和体面生活”这一人生哲学的时候，他就失去人性，迷失了方向，忘记了人生“为上帝”的目的。为了“轻松、愉快和体面地生活”，伊凡·伊里奇忠心耿耿地为沙皇专制制度效劳，不允许任何其他事情打乱“公务”的“正常秩序”。“职务是他生活的全部乐趣，这种乐趣把他吞没了。”“伊凡·伊里奇很快就掌握了摆脱一切与自己职务无关的事情的作法”《伊凡·伊里奇之死》揭示了“最平凡”现象中“最可怕的”情景，暴露了“轻松、愉快和体面地生活”的自私自利的本质。

　　《疯人札记》开始创作于1884年，这是托尔斯泰世界观发生激变后逐步将其学说付诸实现的时期。

　　1882年12月和1883年9月托尔斯泰先后辞退了县首席贵族和陪审员等职务。与此同时，他与家庭，主要是与妻子的矛盾日趋尖锐。他感到，在这座“由疯人管理的疯人院里”，只有他一个人不是疯子，他想与环境一刀两断，与表面上看来“轻松、愉快和体面地生活”彻底决裂，因此，从艺术构思和创作思想上看，《疯人札记》具有自传体的特点。

　　《老板和工人》描写了地主布列洪诺夫的虚伪，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择手段，对善良、诚实、温顺的仆人尼吉塔进行了残暴的掠夺和无耻的欺骗。

　　“我跟别人不一样：你等着吧，不是解雇，就是罚款。

　　咱们是以诚相待，互相尊敬。你给我干活，我也不亏待你”。作家无情地撕下了布列洪诺夫这种“以诚相待”的假面具：他“付给尼吉塔的不是他应得的80卢布，而是40卢布。就是这40卢布也不是一次算清的，而是化整为零，大部分则用店铺价格昂贵的商品付出，很少见到现金”。

　　在撕下布列汉诺夫虚伪面具的同时，作家以极大的同情描写了佣人尼吉塔，他“勤劳能干，敏捷有力”，具有“善良、使人愉快的性格”，但他也深深地感到处处都在欺骗他；他同样清楚地知道，在布列洪诺夫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不欺骗人的地方，所以他只好“在没有另一种地方的情况下活着，给什么要什么。”

　　《棍君尼古拉》和《舞会之后》揭露军队中鲜血淋淋的专制暴行，对受鞭打的士兵倾注了无限的同情。

　　戏剧《教育的果实》以贵族和农民的不同生活方式为冲突的基础，讽刺前者的游手好闲和精神空虚，表达了后者因缺乏土地而产生的强烈愤慨。作品中的农民聪明能干，而贵族地主却愚昧无知，成了滑稽可笑的小丑，两者相互对照，一褒一贬，大大提高了农民在艺术作品中的地位。

　　托尔斯泰“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不仅表现在猛烈抨击沙皇专制的一切旧基础，无情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同时也表现在他对丰富的精神探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卡萨茨基伯爵（《谢尔盖神父》）渴望过一种道德高尚的生活，但在俄国社会，到处都是沽名钓誉，阿谀奉承，一切都笼罩着虚伪、残暴的乌烟瘴气。卡萨茨基离开了这个社会，渴望找一块安静的地方，远离人烟，深居简出，过几天精神的生活，但是无论在神圣的教堂，还是在人烟稀少的荒漠，到处都是欺骗的诱惑，伯爵走投无路，最终在普通劳动人民那里，在一个名叫帕申卡的女音乐教师那里找到了“真正的幽居”。

　　托尔斯泰的晚年小说不仅涉及到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制度问题，同时还提出了有关这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问题：家庭、婚姻和爱情。《克莱采奏鸣曲》是一部真诚而震慑人心的忏悔录，它讲述了以性欲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爱情和由于争风吃醋丈夫杀死妻子的情景。事件的参与者——波兹内舍夫是故事的叙述者，他讲述了自己的夫妻生活，同时阐明他对各种问题的观点。通过主人公的口，托尔斯泰愤怒地抨击了老爷们荒淫无耻的生活，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婚姻，称它是“欺骗”，认为“整个上层阶级的淫荡生活就是一座妓院”，毫无道德基础的“爱情”只会给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

　　从1896年到1904年，托尔斯泰在查阅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十易其稿，写出了他的最后一部杰作——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作家通过历史人物哈泽穆拉特的个人悲剧，对沙俄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乃至整个沙皇专制制度作了有力的鞭挞。

　　19世纪中叶，高加索面临着沙俄并吞的危险，各族山民不仅身受当地贵族的压迫，而且还遭到与这些贵族沆瀣一气的沙俄军队的侵扰。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伊斯兰教缪里德教派在山区活跃起来，他们鼓吹对“异教徒”（即俄国殖民者）发动“圣战”，并且要严惩“叛教”的封建主，这些口号虽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反映了广大山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愿望，所以得到人们的拥护。沙米里继任教主以后，山区的武装斗争掀起了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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