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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在法庭上,玛斯洛娃是以被告身份出场的,但实际上她却是一个审判者,一个以自身的痛苦经历对丑恶社会的控诉的抗议者。做为下层人,她完全没有能力左右自己的前途,庭长要她说一下为自己辩护的话,“她光是抬起眼睛来看一看他,看一看所有的人,像一头被追捕的野兽似的。紧跟着她就低下眼睛,先是哽哽咽咽,后来放声大哭。“这痛苦的哭声里包含着多少她经历的辛酸,包含着多少对专制制度的控诉!她那无法言说的一切,她的遭遇,她忍受的种种屈辱都在这一痛哭中被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托尔斯泰就是这样,通过玛斯洛娃的外表、举止和言谈揭示了她在法庭上的心理活动,展示了她内心中“善”与“恶”的激烈冲突,并且有力地批判了造成玛斯洛娃悲惨境遇的社会现实,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复活》的弱点和消极面也是比较突出的。托尔斯泰在揭露社会罪恶的同时,却呼吁“禁止任何的暴力”,否定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制度,竟然让小说中的一个政治犯主张“革命,不应当毁掉整个大厦,只应当把这个古老大厦的内部住房换个方式分配一下罢了”。他反对教会的伪善,却乞灵于“心中的上帝”,说“不应该在寺院里祈祷,却应该在精神里祈祷”。他反对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也只能让书中的农民、马车夫和工匠发出沉痛的怨诉和无力的咒骂。这些消极的东西正是俄国农民“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看待社会问题的体现,反映了他们的“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托尔斯泰还在小说的开头引用《福音》中的话作为题词,宣传对别人要饶恕“到七十个七次”,后来在主人公经历过那么多苦难以后,作者还说“要永远宽恕一切人”。作家的这种观点,是以“人性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他认为,社会如此腐败,“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人们丧失了做人的主要品质”。在作家看来,每个人身上仿佛都有“兽性的人”和“精神的人”在互相对抗,“兽性的人”占了上风,人就作恶;“精神的人”取胜了,人就行善。基于这种对“人性”和“兽性”矛盾的认识,他才让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通过“忏悔”和“宽恕”走向“复活”,借以体现“人性“由丧失到回归的过程,使他们几乎成了“托尔斯泰主义”的活标本。在小说中,作家试图说明,无论是贵族或农奴,压迫者或被压迫者,都要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避恶趋善,或改恶从善,人们都保持善良的“人性”,就可以消除社会弊端,“天国就会在人间建立起来”。实践证明,作家的这些主张是不切实际的,尤其在俄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他仍然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是极其错误的,这些我们在阅读作品时必须予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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