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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作家目睹这些野蛮的行径和陈规陋习,胸中充满了从未有过的耻辱。

  托尔斯泰尽其所能地改善自己庄园农民的处境,他酝酿了解放农民的方案,着手整顿濒于崩溃的产业,详细制定图拉省植林方案。但是,彼得堡的官员们把他的方案看成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予以拒绝。于是,托尔斯泰就在自己的庄园里植物造林,扩大牧场,扩宽菜园,把牧场和森林的收入作为他收入的主要来源,借此来减轻农民的负担。庄园大部分空旷、阳光充足的野地,经过一段时间后长满了茂密的小桦树,形成了一个个绿色的小树林,直到今天,它们仍然点缀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托乐斯泰确信农奴制经济是毫无存在意义的,这种经济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导致他们陷入黑暗的深渊,而且对地主来说,也是没有好处的。他认为当前立即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废除农奴制。

  最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计划,在庄园内把农民的劳役制改为代役租制。

  那时,每个地主除了拥有大量的农奴,还有为数不少的家仆。这些家仆没有土地,成年累月在地主府上效力,充当厨师、婢女和马夫,他们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地主庄园内干活,常常是父亲把手艺传给儿子,世代相承。托尔斯泰未收赎金就解放了一部分家仆,使他们获得自由。他在这一年8月的一则日记里写道:“应该为人们做好事,虽然没有得到什么报酬,但这毕竟是正经事,能在心灵里留下点什么。”

  1858年夏天,托尔斯泰几乎整个整个的白天都在田野里劳动。清早他就起床,然后到田间、场地、干燥棚里去劳动,到森林里砍伐和出卖树木,专心致志地从事经营活动。

  冬天,他去找猎。有一次打伤了一只母熊,母熊反过来把他压倒在地,幸好救援的人赶到吓跑了母熊,才把他从危险中救了出来。从此他额上永远留下了一块疤痕。猎熊的事后来成了短篇小说《心甘情愿》的素材,作者把这篇小说收入1872年编的《启蒙读本》里。

  托尔斯泰虽然全身心地投入到经济管理中去,然而,事情的进展并不能使他遂心如意。收入微薄,入不敷出,内心不安的情绪越发增长。以后该怎么办?

  怎样才能使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接近大自然也好,从事文学创作也好,这些都不能使他不去思考农民生活状况的问题。

  托尔斯泰认为教育能在社会改革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做为一种“杠杆”,用来改变整个社会结构,帮助庄稼汉摆脱贫困,愚昧和黑喑,帮助改善普通人同地主阶级的对立关系。

  还是在十年前,托尔斯泰当时还是一个20岁的青年,他就在庄园里教过农民的孩子读书,时隔10年,他又回到了教育工作上来。

  托尔斯泰在他修习音乐和读书的那座厢房里开办了农民子弟学校,学校设在2楼上,两个房间作教室,一个房间作办公室,还有两个房间供教师用。遮阳的台阶上挂着一只系有铃舌小绳的铃铛,楼下设有体操台。

  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传遍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伯爵准备教农民子弟读书,凡是愿读书的孩子都可以免费上学。开始,许多人不相信老爷的举动,但是,仍有一些农民让自己的孩子来上学,因为孩子们想读书,他们对伯爵的印象很不错。他们常常在村里见到伯爵,伯爵跟他们在一起时很亲切,很和蔼。

  穿着树皮鞋的孩子们怀着好奇和不安的心情来到了老爷的庄园,畏惧地走近老爷的住所。他们受到了伯爵热情的欢迎。伯爵只是讲讲他们在学校里应该学习些什么,孩子们的畏惧心理就很快消失了。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农民子弟学校的工作开始了。

  父母们也不害怕打发孩子去上学,孩子们急切地等待着上课时间的到来。在学校里,教师教孩子们读书、写字、写信、画画、唱歌和做算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历史课,伯爵给他们讲1812年的卫国战争和克里木战争的故事,讲拿破仑逃走时农民们怎样诱骗法军落入陷阱,然后又怎样活捉他们。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非常高兴。一颗颗幼小的心灵里初步有了“祖国”这个概念,萌发出一种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托尔斯泰喜欢农民子弟,对教育工作充满了信心。

  但是究竟怎样搞好教育,这对于他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的问题。他感到有必要广泛地了解情况,不仅要了解俄国的国民教育,而且要了解其他国家的教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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