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雄甘地(64)

六四

　　午夜时分，拉德克利夫疲惫不堪，走出房间来到花园，在桉树下漫步片刻。一位年轻助手有时伴陪他散步。拉德克利夫内心苦闷，经常一声不响地在花园里蹀躞。有时两人交谈数句。但是出于礼节方面的考虑，他不得将其内心的苦衷告诉任何人，那位华轻助手谈吐审慎，从不向他提出任何问题。此时此刻，在印度酷热的夜晚里，两位牛津大学的校友只好谈论牛津大学的往日趣闻。

　　拉德克利夫从最容易的地方入手，一笔一笔地勾勒线条，分治边界慢慢地在他的笔下出现。他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这样的想法：“我要尽快地、令人满意地完成这项可怕的任务。但是，所有这些无济于事。虽然我竭尽全力，当我结束任务之日，他们随即开始相互惨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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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旁遮普省，悲惨事件开始发生。该省管理完善，在印度全国首屈一指，现在公路和铁路运输已无任何安全保障。成群结队的锡克人在农村中转来转去，袭击穆斯林城镇和居民区。暗杀和抢劫浪潮席卷拉合尔城，一位英国警官对此写道；“好象整座城市正在毁灭自己。”在中央邮政局内，到处堆满寄给印度教徒和锡克人的明信片，上面印有肢体残缺不全的男人尸体以及惨遭奸污和杀戮的妇女们的照片。明信片的背面写有这样的字样：“我们的兄弟姐妹落入穆斯林手中后，竟然遭到如此目不忍睹的悲惨结局。你们要马上离开这里，以免这些暴徒对你们下毒手！”这是穆斯林联盟进行的心理战争，企图在印度教徒和锡克人中制造恐怖气氛。

　　在各住宅区，昔日居民们为彼此之间的宽容精神感到自豪，如今在穆斯林住宅的墙上出现伊斯兰教的绿色新月标记，房屋的主人希望借此免遭同一教派抢劫者的袭击。一位属于人数不多、未卷入宗教狂热旋涡的袄教派商人，在位于劳伦斯大街宅第的门上写下一简短文告，成为拉合尔往日太平盛世时代的墓志铭。他在文告中写道：“穆斯林、锡克人和印度教徒皆为兄弟，但是，我的兄弟们，此宅属于一位袄教徒。”

　　鉴于土著警察中开小差者日渐增多，制止暴力事件浪潮的责任理所当然地落在少数英国警察肩上。曾在旁遮普省服役达十五年之久的帕特里克·法默，过去仅仅开过一次枪，后来他回忆说：“那时你没有时间想到怜悯之心，你须首先使用冲锋枪，然后再质问对方。”另一名警察比利·理查，至今仍然清楚记得晚上巡逻时的情景。他乘坐吉普车穿过古城空无一人的市场，熊熊的火焰把街区照得通明，不远处，屋顶上不时传来穆斯林警戒员的令人厌烦的呼叫声：“注意啦！注意啦！……”的叫喊声从这一街巷传入另一街巷。

　　英国警察对印度忠心耿耿，为能在警察中服役引以为荣，坚信在任何情况下有能力维持旁遮普省的秩序，同时对席卷该省的悲惨事件感到痛心。他们指责煽动者、锡克教徒和穆斯林联盟制造事端，但是首先责怪蛰伏在新德里宫殿中的“狂妄海军上将”，抱怨他“急不可耐地结束英国在印度的统治”。

　　苍天好似故意和他们作对。日复一日，他们察天观云，寻觅季风带来的乌云，但是季风总是姗姗来迟。唯有季风带来的滂沱大雨才能扑灭熊熊燃烧的烈火，它那清爽宜人的凉气方可驱散使人喘不出气的暑热。季风历来是镇压骚乱事件的最有效武器，但是英国警察从来未能控制它。

　　由于局势不断恶化，英国最后派遣军队增援警察，同时发布四十八小时宵禁令。但是，这些措施丝毫未能缓和紧张局势。警察局长鲁利·迪安一筹莫展，最后居然使用维持社会治安手册上从未提及的计策。一天，惨无人道的暴力事件爆发后，鲁利·迪安将警察用的军乐队调往阿姆利则城的广场上。广场位于城市的中心，整座城市正在烈火和鲜血中消失。在那里，警察局的乐师们为盖住熊熊火焰燃烧时的劈啪声，不遗余力地摇唇鼓舌，大肆演奏流行歌剧“吉尔伯特和萨利文”的片断，期望以悦耳的旋律把陷入狂乱的城市拉到理智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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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在八月十五日之后维持旁遮普省的社会秩序，蒙巴顿决定建立一支由五万五千人组成的特种部队。部队成员来自前印度军队的各单位，其中包括由廓尔喀人组成的部队，他们由于纪律严明和尼泊尔血统出身，因而没有卷入种族和宗教纠纷的旋涡中去。这支小型军队名为“旁遮普边防军”，由英国将军T·W·皮特·里斯亲自统帅。边防军的人数是旁遮普省督为应付分治所需要军队人数的两倍。然而当局风雨来临时，这支军队很快被淹没吞噬，仿佛秋风扫落叶一般。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在于，尼赫鲁、真纳、旁遮普省督埃文·詹金斯爵士以及蒙巴顿本人，均未能预见到正在酝酿中的大规模灾难性事件。他们轻率盲目，历史学家为之茫然不知所措，对印度最后一任副王的种种非议指责也纷至沓来。

　　尼赫鲁和真纳豁达大度，摆脱宗教狂热的羁绊，然而两人低估了宗教狂热驱使印度广大人民群众掀起狂乱暴力行动的规模，从而犯下了严重错误。他们相信，人民大众会象他们一样，将对分治作出合乎逻辑、通情达理的反应。他们诚挚地认为，分治不会在双方之间激起一场较量。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尼赫鲁和真纳被未来独立的嘉悦之情冲昏了头脑，将愿望和现实混淆起来。与此同时，蒙巴顿也持同样的观点。

　　在印度领导人中，只有甘地一人预见到了未来的悲惨事件。甘地与人民大众关系密切，和舟共济，同甘共苦，故能神秘莫测地体察民情，洞悉他们的极小心境变化。他的至爱亲朋喜欢把他比作古代印度传说中的先知。据传，一个严寒冬天的夜晚，先知坐在熊熊燃烧的炉火旁边，蓦然全身冻得直打哆嗦。先知对其弟子说道：“到屋外去看看，距此不远的黑暗处，一个可怜的穷人正冻得要死。”那位弟子在黑魆魆的夜色中找来找去，最后确实找到了那位不幸的人。据甘地的密友们说，这个传说说明圣雄对印度灵魂前景的直觉预感。

　　一天，一位穆斯林妇女责备甘地反对分治。

　　“如果一家兄弟俩人吵吵嚷嚷安分家，希望另立炉灶过日子，难道您会反对吗？”她质问甘地说。

　　“唉！”甘地喟然长叹一声：“如果我们象兄弟似地分手道别，那倒是件值得庆幸的事，然而不幸的是，情况绝非如此。我们双方即将在孕育我们的母体内相互屠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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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副王来说，在他代表英国王权统治印度的最后日子里，真正的苦恼不是旁遮普省，而是来自加尔各答城。他心里明白，派遣军队无济于事，丝毫不能解决该城的问题。加尔各答城内贫民窟和市场混乱不堪，恶臭熏天，人群如流，任何人数众多的警察部队难以维护社会秩序。此外，由于建立旁遮普省特种武装力量，全国各地尚可信赖的部队所剩无几。

　　蒙巴顿后来回忆说：“如果加尔各答发生骚乱事件，将会引起一场血流成河的大屠杀，相比之下，旁遮普省的动乱只不过是件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

　　蒙巴顿必须寻求其他途径才能维持加尔各答城的平静局势。他采取的办法孤注一掷，但舍此并无他途。因为加尔各答已病入膏肓，各种药物已然用尽，只有产生奇迹方可拯救危机局势。为了遏制这座世界上最狂混的城市继续爆发疯狂的暴力行为，蒙巴顿决定向“可怜的小麻雀”圣雄甘地发出紧急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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