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雄甘地(58)

五八

　　一九四七年三月锡克教派遭受暴力行为后，锡克人始终保持沉默，穆斯林和首都的政治预言家们对此既感到惊诧，同时也感到放心。人们在悄悄议论说，锡克人已失去传统的好斗激情，养尊处优的生活使他们的意志衰退，雄风锐减。

　　这是严重的判断错误。六月初，当副王和印度领导人在新德里达成分治印度协议时，锡克教派的头目们在拉合尔的尼道饭店秘密集会。会议旨在制定战略措施，以应付未来分治将导致的局面。会上，一位狂热独眼人的呼声控制了与会者，他曾用短剑砍下穆斯林联盟的旗帜，煽动起三月份的骚乱事件。塔拉·辛格的支持者们称他为“先生”，因为他是一所幼儿园的教师。在他一手制造的狂乱暴力事件中，他的家庭失去数名成员。自此以后，复仇的火焰时刻在他的胸中燃烧。

　　塔拉·辛格在预示着旁遮普即将爆发悲惨事件的讲话中声嘶力竭地叫嚷道：“阿，锡克人！你们要时刻作好准备，要象日本人和纳粹分子一样作出崇高的牺牲。我们的土地即将被占领，我们的妇女被污辱。勇敢地站起来吧！我们再—次消灭莫卧儿侵略者。我们的祖国渴求鲜血！让我们用仇敌的血液解除它的干渴之苦吧！”

　　数月以来，锡克人暗中准备卷土重来，拟定了居住在旁遮普境内的数千名退伍军人的名单，在严禁英国警察出入的寺庙内藏匿了大批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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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旁遮普西部被穆斯林驱赶的第一批锡克人和印度教徒难民抵达目的地时，阿姆利则的锡克人策划对居住在他们地区的穆斯林进行报复。数名锡克人携带武器，在某村庄穆斯林居住区的入口处鸣枪挑衅，顿时居民们惊恐万状，慌不择路地向街区另一端纷纷逃跑。与此同时，数百名其他锡克人手持长柄叉、短刀、大棒，分散隐藏在一片甘蔗地里，等待穆斯林居民到来。一场大屠杀开始了。锡克人犯下了野蛮的罪行。

　　如同在拉合尔城一样，农村中的骚乱很快蔓延至阿姆利则，随后导致一系列残不忍睹的暴力事件。在这两座城市内，刑事罪犯歹徒们往往带头参加屠杀活动。

　　七月的一个夜晚，一位骑自行车的人飞快地钻进拉合尔城一条小巷内，不远处是一家顾客盈门的咖啡馆，由这城臭名昭著的恶棍头目安瓦尔·阿里开设。骑自行车的人向露天座上扔去一只大铜罐，旁遮普人平时用它来装盛牛奶。铜罐滚来滚去，引起一片惊慌，顾客们纷纷四外逃散。由于未发生任何爆炸事件，一位侍者最后小心翼翼地走近铜罐。心毒手狠的安瓦尔·阿里在罐中发现有专门捎给他的“音信”一件由阿姆利则锡克强盗们送给这位拉合尔暴徒的礼物，顿时脸上不禁浮现出惊恐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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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斯·蒙巴顿焦头烂额，面临一连串问题，其中尤以他匆忙选择八月十五日为印度独立日所引起的麻烦使他处境困厄。星相家会议经过反复磋商，最后通知印度领导人说，如果说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星期五为黑道凶日，不宜开创他们国家的现代历史，那么前一天则大吉大利，福星照命。副王如释重负，深感宽慰，迫不及待地表示赞同尼赫鲁提出的妥协方案，同意印度和巴基斯坦于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午夜时分宣布独立。

　　在印度大地的上空，土布制作的三色旗即将取代大不列颠的旗帜。三十年来，三色旗迎风招展，飘扬在渴望自由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队伍的上空。甘地亲自为它绘制了图案。图案由三条藏红、白、绿色横带组成，甘地在横带中心放置了个人的标记，一件朴实无华的物品，他建议印度广大人民群众以此作为和平自救的武器——纺车。

　　现在，值此印度独立前夕，甚至在甘地所属的政党内部，某些人对“甘地的玩具”在国旗上享有荣誉地位的权力提出异议。日益众多的国大党成员认为，纺车是昔日的形象，是“老太大们的用具”，是古老落后、闭关自守印度的象征。他们用另一车轮代替纺车，象征印度第一个帝国的创始人阿育王⑿采纳的佛教经典，表示世界实现大同。“法轮”由一对雄狮簇拥，是力量和勇敢的象征。这一力量和权力的最高标志成为刚刚获得新生的印度的国徽。

　　⑿阿育王（？——前二三二年），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创始人旃陀罗笈多之孙。在位时，征服羯陵伽国，除半岛南端外，统一全印度。特别扶植佛教，立佛教为国教。据传建八万四千个寺塔，派遣传教师去四方传布佛教，甚至远至叙利亚、埃及、希腊等国。

　　甘地获悉上述决定的消息后，心里难过，苦不堪言。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不管图案设计的艺术价值如何，我拒绝向炫耀此种学说的旗帜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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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地的失望仅仅是开端，一连串其他令人忧伤的事情很快接踵而来，撕碎印度救星的心灵。他心爱的祖国不仅遭到瓜分，而且分治后即将诞生的印度与他终生为之奋斗不息的印度毫无相似之处。

　　甘地时刻梦想建立一个崭新的印度，它能为亚洲乃至整个地球提供伦理道德和社会理想方面的生动典范，在甘地的诽谤者眼里，上述理想只不过是一位蛊惑人心的老朽的一派胡言，而他的支持者们则认为，在当今失去理智的世界里，甘地的主张是一位头脑清醒的年迈圣贤向人类抛掷的救生圈。

　　某些人宣称，印度的前途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仿效奴役印度的西方工业和技术社会，甘地强烈反对这样的主张，他抨击西方的一切根深蒂固的制度，相反他认为，印度的出路在于“善于抛弃它近五十年来发现的东西”。科学不应当支配人生价值，同样，技术不得主宰人类社会，真正的文明不是无休止地满足人类的需要，相反在于最大限度地限制人们需求的发展，以使所有生灵能够分享最基本的生活必用品。西方文明赋予一小撮人强大的力量，而损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对西方国家的穷人来说，这种文明带来的恩惠是不可靠的，同时构成对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真正威胁。

　　甘地希望在印度五十万个农村里，即在他所谙熟、热爱的国家的各个方面，按照他的理想建设—个崭新的印度，一个摆脱现代技术控制的印度，一个笃信神灵的印度。在那里，季节转换之际举行盛大宗教节日，数十年内不再发生干旱灾害，数百年内不再出现令人可怖的饥馑幽灵。他期望每个村庄成为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自治实体，能够承担起教育青年、医治病人的责任。甘地宣称，“如果增加一碗米饭，亚洲的大多数战争即可避免爆发”，为此他经常寻觅新的食物，时而试验大豆、花生，时而试验芒果核碎粉，以养活饥肠辘辘的印度农民。他竭力反对使用机器碾米，因为它使糙米失去营养丰富的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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