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雄甘地(51)

五一

　　这一消息犹如一枚引爆的炸弹，顿时使全印度为之哗然。在英国议会、在首相官邸、在白金汉宫，到处笼罩着一片震惊的气氛。没有人，甚至克莱门特·艾德礼，也未曾想到，蒙巴顿竟然如此急不可耐地降下英国在印度一代史诗的帷幕。在新德里，副王最亲密的同僚们丝毫也未曾预感到，他会选择如此紧迫的日期。同样，如此迅速到来的日子，从未掠过印度领导人的脑际，蒙巴顿执行使命的前两个月中，曾和他们一起度过了无数个小时。

　　但是，选择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为印度独立日，尤其在一伙同行业人中引起一片不堪言状的大惊慌。这伙人主宰着千百万印度教徒的生计，其统治之专横暴虐，比英国人、国大党的头目们和全体土邦王公们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蒙巴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过错，因为在宣布这个日子之前，他没有事先请教印度最强大的神秘政权的代表们——占星学家。

　　任何国家的人民没有象印度人那样，惨遭占星学家的专横奴役，置于他们的所谓主宰宇宙规律的知识控制之下。每个土邦、每座庙宇、每个村庄均拥有一个或者数个专职的占星学家，他们象专制暴君一样统治着印度教徒的日常生活。他们到处插手，无空不入。如果事先不求教他们，千百万印度人从来不敢贸然出门旅行、接待亲友、签订契约、外出狩猎、穿戴新衣、购买首饰、耕田播种、嫁女娶妻、乃至举行葬礼。

　　占星学家手持星宿图，口里默默念叨人生的地位和命运，从而窃取无边无涯的巨大权力。如果他们断言某个孩子来生命蹇，那么父母们往往将子女弃置街头；如果他们预言某天星宿会合，有利于灵魂轮回转世，那么不少人即选择这个时辰自杀成仁；他们宣称某星期的某天，某天的某个时辰为黄道吉日或者黑道凶日。星期六和星期五是命运多舛的不祥日子。打开普通的日历表，任何印度人都会发现，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这一天恰是黑道礼拜五。

　　电台刚刚宣布这个决定命运的日子，印度全国各地的占星学家们旋即开始查阅历书。圣城贝拿勒斯和印度南部几个城市的占星学家们立刻宣布，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是极为不吉祥的日子，印度“应当思虑再三，允许英国人再推迟一天，而决不能招致罚入地狱的弥天大罪”。

　　在加尔各答，年轻的占星学家斯瓦明·马达那南打开一幅巨大的圆形星宿图。星宿图由一系列同心圆组成，上面标有全年的日期和月份、太阴周和太阳周、各星宿、黄道十二宫图案、以及左右万物之灵的月球黄道带二十七个星座的方位。星宿图的正中央是天球平面球形图。马达那南转动同心圆，直至完全与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这一天相吻合。然后他在天球平面球形图上以印度大陆为起点，向星宿图的各个同心圆方向划出一束射线。随着一条条线越过八月十五日的标志线，年轻的占星学家不禁冷汗淋漓，毛骨悚然。他的推算预示着一场灾难。

　　这一天，整个印度乃至尼赫鲁和真纳本人，均处于摩羯星宿的影响之下。该星宿的特点之一在于刻骨仇视一切离心力量，因而同样仇视印度分治。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在最为不吉祥的星宿土星的强大作用下，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这天将置于“有头无身”罗护⑥恶魔的统治之下，即白道与黄道的升交点的作用下，其一切表现形式为不祥之兆，其中包括日月食。此外，从零点至—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午夜，木星和金星的位置同样不吉利，因为它们和土星会合后，整整一天将处于天体中不祥的方位上，即“黑道第九宫中的地狱”之中。象成千上万名同行们一样，年轻的占星学家被他所预见的灭顶之灾吓得呆若木鸡，然后木然地慢慢抬起头来。

　　⑥除日月星辰外，印度占星学家同样求助于有头无身的罗护（Rahu）和有身无头的计都（Ketu），即白道与黄道的升降交点、被毗湿奴神一刀截为两段的恶魔身躯的遗体。——原注

　　“他们难道发疯了吗？他们难道发疯了吗？”他如癫似狂地吼叫道。

　　年轻人多年习练瑜伽，静坐入定，刻苦修行，最后达到自制身心的境地，然而现在竟然完全不能自己。他诚惶诚恐地拿起纸张，立即起草呼吁书，致函无意制造灾难事件的肇事者。他在信中哀求道；

　　“蒙巴顿勋爵，看在神的面上，请您千万勿于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赋予印度独立。如果发生水灾、旱灾、仇杀和骚乱事件，究其原因，在于自由印度诞生那天为黑道凶日。”

　　◎九　分道扬镳

　　这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空前壮举。在世界史上，法学界从未审理过如此全面、复杂的离婚案件——一个四亿人口的家庭分家、分配他们数个世纪以来在同一块土地上共同生活中积累起来的财产。

　　眼下仅剩下七十三天时间可办理“离婚”手续。为使每个人意识到时间的紧迫性，蒙巴顿吩咐在首都各办公室内悬挂一张别具一格的挂历。挂历的日期从六月三日开始，至八月十五日结束。犹如原子弹爆炸前计时器上的时间一秒—秒地递减一样，每页挂历的日期下面标有“准备移交权力所剩的天数”。

　　负责组织分配家业的任务由两名印度人承担，换言之，由双方的律师负责。一百年来，英国统治为印度造就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官吏，这两位律师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他们居住在由国家提供的两幢建筑风格相同的别墅内，每天乘坐战前生产的同一型号的雪佛莱牌汽车，来到几乎相毗邻的办公室上班，每月领取数目相同的俸禄，每月同样按时向同一个退休金保管处交纳会费。他们两人，一个是印度教徒，另一个是穆斯林。

　　从六月三日至八月十五日，穆斯林乔图里·穆罕默德·阿里和印度教徒H·M·帕泰尔，每天以英国保护人灌输给他们的尊重法律程序和一丝不苟精神，全神贯注地研究文件，解决分配四亿同胞的财产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肢解他们的祖国，他们两人居然使用殖民主义者的语言。一百多名助手划分为若干个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负责向他们提供建议和主张。他们然后将决定呈送给副王主持的分治委员会，由这委员会最后批准通过。

　　国大党捷足先登，要求独占最珍贵的财产——“印度”的名称，拒绝以“印度斯坦”命名新生国家的建议。它宣称说，因为巴基斯坦首先挑起分裂。

　　正象大多数“离婚”案件一样，金钱问题引起异常激烈的争论。其中最棘手的问题涉及到如何分摊英国撤离后的债券事宜。几十年来，人们谴责英国剥削掠夺印度。现在值此结束其辉煌一页之际，英国居然负债累累，债务高达五十亿美元。巨额的债务中，一部分是它在世界大战中为取得胜利付出的代价。世界大战使英国国库空虚，濒临破产，在印度刚刚开始的历史进程，正是这一局势所导致的结果之一。

　　此外，必须分配国家银行的资产、堆放在印度银行金库中的黄金、库存现金，以及摆放在位于偏僻部落地区的那加县县长的保险柜内的零散卢比和邮票。问题棘手，困难重重，两位清算人必须蛰居办公室，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前，不得随意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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