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雄甘地(8)

八

　　穆斯林谴责种姓制度。他们认为，伊斯兰教体现教友之间无与伦比的兄弟关系。伊斯兰教热情、宽仁、慷慨，吸引着成百万其他教徒。显而易见，在归依伊斯兰教的新教徒中，绝大多数来自原来信奉印度教的贱民，即不可接触者。加入伊斯兰教后，他们的地位迅速得到恢复，摆脱了不虔诚教徒昔日遭受的指责和凌辱。然而过去人们允诺说，他们必须等待遥远的转世，才能恢复自己的地位。

　　十八世纪初叶，莫卧儿王朝衰败崩溃后，一场复兴印度教运动在印度全国各地蓬勃兴起，从而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激起不断的流血冲突。尔后，英国人来到了印度，建立了英国式和平，暂时出现了一段平静时期。然而两大教派仍然互不信任，满腹疑惧。印度教徒不会忘记，绝大多数穆斯林是不可接触者的后嗣，他们改换门庭，皈依伊斯兰教，以期逃脱原来的厄运。印度教徒拒绝同任何穆斯林一起进餐，在他们看来，和穆斯林在一起会玷污他们的声誉。如果一位婆罗门和穆斯林的身体接触，那么他必须多次参加洗手净身礼。

　　在甘地巡视过的诺阿卡利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共同居住在一起，同样，在印度北部地区、比哈尔省、联合省和劳遮普省，他们混杂居住在成千上万个村落里。日常生活中，如果说他们之间尚能相互往来，甚至互借工具，参加双方组织的节日活动，那么他们的关系仅仅如此而已。两大教派之间互不通婚。他们分别居住在各自的街区。通常一条大路或者一条小径作为中心线，把两大教派分隔开来。穆斯林居住在边界的一边，印度教徒居住在另一边。他们各自在自己教派的井内汲水，印度教徒宁愿活活渴死，但决不能到近在咫尺的穆斯林井内打水。村子里有学问的人用印地语教授印度教徒的孩子们读书写字，而清真寺的教长们则用乌尔都语教育年轻的穆斯林。至于用野草或牛尿配制的祖传药丸，即使治疗同样的疾病，它们的创作秘方和用药剂量也大不相同。

　　除上述社会和宗教方面的不同情况外，经济上的不平等严重地分裂两大致派。印度教徒反应敏捷，比穆斯林较快地认识到英国教育和西方思想为印度带来的利益。从社会阶级上看问题，尽管英国人感到更接近穆斯林，但是印度教徒能使英国行政机构的各个环节正常地运转起来。印度教徒很快成为金融家、商人和董事长。他们和古波斯崇拜圣火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后裔袄教徒⒄一起，一手垄断印度的保险、银行、证券交易和新兴工业部门。在全国城镇，他们发展成为商界的统治阶层。在全国各地，印度教徒几乎掌握了全部高利贷行业，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办事干练，另一方面，由于古兰经严禁穆斯林从事金融交易。

　　⒄印度一教派，亦称“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流行于古代波斯、中亚等地。七世纪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这教在本土逐渐衰落，后传入印度，在南亚次大陆得到发展。

　　穆斯林大资产阶级中，大多数人是莫卧儿征服者的后裔，他们或者是世袭大地主，或者投身军界。至于众多的穆斯林市井细民，鉴于印度社会的结构状况，他们极难摆脱昔日贱民的悲惨境遇，尽管他们归依伊斯兰教。在广阔的农衬里，他们再次沦为无地农民，世世代代遭受印度教徒或者穆斯林大地主的盘剥，在城镇里，他们往往从事小手工业劳动，受到印度商人的奴役。

　　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进一步加深两大教派在宗教和社会方面的鸿沟，使得他们之间随时可能发生相互杀戮事件，正象斯里拉姆普尔村庄刚刚爆发的流血冲突事件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爆起熊熊烈焰。各个教派拥有传统的挑衅手段。对印度教徒来说，音乐是他们挑起冲突的绝好武器。星期五清真寺前，一场吹吹打打、鼓乐齐鸣、亵渎神明的音乐会，顿时打断穆斯林邻居的祈祷活动，使他们勃然大怒；对于穆斯林来说，一头瘦骨嶙峋的牲畜足以挑起一场冲突。在印度各城市和农村，被视若圣物的“神牛”，经常怡然自得地漫步街头，受到印度教徒的顶礼膜拜。

　　在印度，对牛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当时，雅利安人部落向次大陆迁徒途中，将自己的命运与牛群的生命紧密地连在一起。过去，古代犹地亚⒅的犹太教教士禁止犹太人食用猪肉，以防止传染毛线虫病，同样，古印度的圣贤们将牛奉若神明，使得人民赖以生存的牛群免遭任人宰割的厄运。

　　⒅巴勒斯坦中部山区，以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古遗址闻名。

　　一九四七年印度拥有两亿头牛，平均每两人一头。这个数字当时居世界之首，相当于法国本土人口的五倍。在这两亿头牲畜中，四千万头每天产奶不足一公升，其他四五于万头用于拖拉车辆或耕犁土地。所剩一亿余头中，一部分滴奶不产，一部分衰老无用，终日懒洋洋地漫游在乡村和城镇，每天吞食相当于一千万印度人的菲薄口粮。为了勉强地生存下去，人们本来应当把这些牲畜送到屠宰场去。然而封建迷信思想是那样根深蒂固，致使印度教徒认为，屠宰一头牛被视为大逆不道，好象犯下不可补赎的罪过。甚至甘地也大声疾呼，保护牛畜意味着维护上帝的整个事业。

　　面对这种狂热崇拜，穆斯林感到极度厌恶。他们把牛赶往屠宰场时，故意恶作剧地经过印度教庙门前。几百年来，这种挑衅活动不可避免地引起流血冲突事件，成千上万个生灵伴随牛群死于非命。

　　英国人占领印度期间，为了便于他们的统治，甚至不惜利用两大教派的矛盾，最后终于在他们之间保持住微弱的平衡。起初，一小撮才华出众的知识分子，献身于为印度独立而斗争的事业。为了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置种族和宗教偏见于不顾，肩并肩地一起进行斗争。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正是甘地破坏了这一亲密无间的团结。

　　在宗教影响无孔不入的印度，自由之战不可避免地带有圣战色彩。甘地仁慈，待人宽厚。在领导解放运动的过程中，他努力联合穆斯林，然而人们首先把他视为一位印度教圣徒。因而他所发起的独立运动必然披上一层印度教色彩，不久便使穆斯林疑窦丛生。后来，随着敌手不断在地方政权中霸占他们应占有的职位，穆斯林对印度教徒愈发猜忌。穆斯林惴惴不安地意识到，一旦印度获得独立，他们持再次身陷印度教徒的统治之下，在他们的祖先莫卧儿人征服的国度里，他们将沦为手无寸铁的少数民族。唯有分治，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穆斯林才有可能逃脱如此悲惨的命运。

　　建立穆斯林自治国的方案，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首次在一份文件中提出。文件长达四页半，在英国剑桥一家村舍里起草打印。方案起草人拉赫马特·阿里是位印度穆斯林大学生，行年四十岁。阿里认为，把印度视为一个国家的主张纯属“荒诞不经的骗局”。他在文件中写道：“我们决不会把自己钉死在印度民族主义的十字架上。”阿里呼吁，必须统一印度穆斯林人口最多的西北地区诸省，如旁遮普、克什米尔、信德、西北边省和俾路支。他甚至建议，未来国家的名字将称作“巴基斯坦”——精神上纯净人的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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