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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想到这里,他对伊藤说:

  “你锲而不舍的精神真令我佩服。不过,若要我同你们建立关系,你们就得接受我的先决条件。”

  伊藤就像早就预料到松下要说这番话,因此一点儿也不显得激动,不过态度十分诚恳:

  “有什么条件尽管说吧,只要能满足的我尽量设法满足。”

  “我的条件是:两万元以内的款项,你们要能随时借给我周转。你们能办到吗?不用说你也明白,如果没有特别优惠的条件,我们宁肯只同‘十五银行’打交道。”

  伊藤的回答很有分寸:

  “住友银行一向奉行的原则是:一旦信任谁,就会尽力提供帮助。

  我相信我们能够接受你的条件。不过,在我们向你提供贷款之前,你必须先在住友存款。”

  松下当即表示不能先存款,而要求住友先借两万元周转金,以之作为建立关系的先决条件。

  伊藤坦然表示,这个条件使他感到很为难。

  松下说:“我理解你的处境。你不必马上回答我,可以回去同经理商量一下,但必须在五天之内给我一个明确答复。我想,你们是一家大银行,这两万元对于你们算不了什么。我之所以提出这个条件,主要是想考验一下你们是否真看得起我,是否真信任我。”

  四天之后,伊藤果然来回话。但他依然重申,只有松下先存款在住友银行,三四个月之后住友才能按松下的要求,随时向他借贷两万以内的周转金。

  这就是,住友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变。

  松下当然也不会妥协。不过,他还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

  “你们不肯先借钱给我,显然是不信任我。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派人来对松下的资信状况作一次彻底调查。那时,若是认为我们值得信赖,就请按我提出的条件先借给我们两万元周转金。这是我的最后建议,如有必要,我可以直接同你们的经理商谈。”

  第二天,住友的经理竹田就打电话请松下去谈。竹田说:

  “先贷款的事,本行没有先例,因此我个人无法决定。至于资信调查之事,我也得先请示总行。不过,我相信他们会同意这样办。”

  经过调查,住友银行对于松下的偿付能力深信不疑,便与之签订了自即日起随时可向他贷款两万元的协议。

  其时为1927年2月,也就是在“十五银行”倒闭之前两个月。

  金融危机开始之时,尽管有约在先,松下也没有向住友借钱。一方面,他觉得自己还过得去;另一方面,想到这场危机也可能影响到住友,自己不能趁火打劫。

  直到“十五银行”关闭,松下的金融渠道断绝之时,松下才想到使用这一权利。不过,为慎重起见,他还是先打电话去问,是否可以如约贷款。

  住友的回答很爽快:“为什么不能呢?如有需要,请随时来办理。”

  对方的电话机早已放下,松下却仍拿着话筒,愣在那里。他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既高兴自己有先见之明,及早与住友建立了关系,使企业在危难之时不致求告无门;同时又深感羞愧。打电话之前他估计住友在此金融危机中定会以种种理由不履行诺言,不想人家却是说到做到,言而有信。他想,自己的担心岂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吗?

  从此之后,松下与住友银行的交易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密切,相互的了解也越来越深。由于“十五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受到致命打击,松下也一改初衷,实行“一行主义”,在金融上只同住友打交道。结果为双方都带来了可观的效益。

  长子之死

  自1921年长女幸子出生之后,过了好几年,妻子都没有生育,松下暗暗着急。日本人大男子主义特别严重,松下也未能免俗,天天盼望有一个儿子。

  1926年,老天保佑,他的儿子幸一总算出世了!这孩子长得十分健壮,非常讨人喜欢,在区上的婴儿健康比赛中,还得了“最优良婴儿”

  奖,松下夫妇更是视若掌上明珠。

  1927年元月20日,松下在从东京开往大阪的火车上刚进入甜蜜的梦乡,就有人叫他:“松下幸之助先生,你的电报。”

  电报打到火车上,定有急事。松下当即将电报打开。

  不看则已,一看就被惊倒了:“幸一病”。

  这三个字看似寻常,实际上并不简单。松下明白,若儿子患的是一般的病症,家里决不会打电报来通知他。既然打电报,就说明病情严重,十分严重。

  松下想,几天前他离开大阪时,幸一还是活蹦乱跳的,怎么会突然患了重病呢?

  火车刚进大阪车站,松下就发现内弟井植已在站台上等候他。井植说,孩子现在医生家里。医生认为移动有危机,才没有送去住院。

  松下无心多问,便同井植一起,从车站直奔医生家。

  一看到孩子,松下顿时感到心都凉了,因为幸一不仅不会笑闹,连眼睛都不会动了。

  医生说,幸一患的是脑膜炎,目前还没有特效药。他虽然用尽了一切办法,但都无济于事,只有静待最后时刻的来临。

  松下的妻子急得无法,只有不停地祷告,祈求神灵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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