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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从此以后,他便出现在了当今世界的伟人之列,并以自己的顽强工作、磊落的立场以及知识分子的正直,赢得了世界荣誉,从而实现了他童年的幻想。

  萨特的中国之行和古巴之行,以及他在《一百二十一人宣言》发表不服从命令的权利宣言的签名,使他在人们心中成了一个具有战斗精神的作家,很快传入巴西。作家乔治·亚马多以及其他许多巴西知识分子请萨特和波伏娃去他们那里宣讲古巴革命,在那里他们被乔治·亚马多等惊呆了:在明朗的天空下有一大群记者和摄影师,人们向他们伸出热情的双手,献上了一束束鲜花。

  在巴西利亚,他们受到了库比采克总统的接见;在圣保罗,他们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并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大学生们也应邀前来和他们进行讨论;在街上,到处都贴着他们的照片,人们经常主动上前同他们攀谈,里约热内卢市还授予了他们荣誉市民的称号。

  萨特激起了一个棕红色头发的巴西姑娘的疯狂爱情。与往常一样,他仍然以吸引姑娘为乐事,而这次他却陷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尴尬境地:在巴西,一个良家女子如此迅速地嫁给她的吸引者,这种萨特已经习以为常的性爱自由是当地习俗所不能容忍的。正当萨特马上就要同她结婚时,他犹豫了,最后还是一走了之。

  “爱情之所以插上了翅膀
  不就是为了到处飞翔?”

  博马舍为他离开这场情戏舞台以前提供了最后的台词。波伏娃恨恨地咬着牙说:“萨特这个疯子如果拒绝结婚就会被人开枪打死。”

  然而,正当他们春风得意之际,《现代》杂志的撰稿人弗朗西斯·让松被人控告,他的律师希望杂志领导人萨特回来出庭作证。萨特通过电话口述了他的声明,让人拿到军事法庭上宣读。他在声明中为让松和地下活动作了辩护,肯定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已成事实,并援引戴高乐将军的话“阿尔及利亚人,阿尔及利亚是属于你们的”。

  这篇声明的激烈言词表明,萨特已经置危险于不顾,哪怕回国后因签署了《一百二十一人宣言》而被人指控也不怕。

  9月8日,《巴黎快报》作出结论:“让萨特和西蒙娜·希诺莱以及其他100多人可能会被监禁五年”。法国驻里约热内卢大使馆也放出风声,说萨特在巴黎一下飞机就会被关进监狱。

  最后判刑告诉,凡是在《一百二十一人宣言》上签过名的人都被剥夺了在电视和电台上抛头露面的权利。人们到处搜查,并且抓了《现代》、《精神》和《真理与自由》的人。9月版的那期《现代》杂志被查封了。5000名老战士在香榭丽舍大街游行,高呼“枪毙萨特”的口号,而《巴黎竞赛报》的结论则是,“萨特,一个挑起内战的人。”全国战士联合会和全国预备役军官联合会发出呼吁,要求对“没有头脑的人、特别是叛国者”实行制裁。

  萨特和波伏娃是在11月4日经哈瓦那回到巴黎的。同一天,戴高乐将军在一次电视讲话中使用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一词。他们认为他们肯定会受到指控。11月8日,警察来到西蒙娜·波伏娃的工作室取她们的声明。预审法官原准备召见他们两人,但会见的前一天他病了。于是,下一次召见被无限期地推迟下去了。

  不久,人们通知他们控告阶段已经结束。誉满天下的伟人怎么可能被人控告!他们决定在波伏娃的工作室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30多个法国和外国记者跑来了。萨特阐述了他们的共同观念,并宣布他将发动一场新的运动,号召人们在关于自决问题的全民投票中投反对票。因此他们成为了“无法控告的被告人或可以控告而没有受控告的人”。

  从这以后,萨特的知名度更高了,以致于这种知名度倒成了一种球事。他每走到一家餐馆或坐在一个咖啡馆里时,身边立刻就会围上来许多人向他表示友好和敌意。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已经超过了他的私人身份,他不由自主地成了一个知名人物。后来,在他的那小团体里又加进了一些《现代》杂志的新成员,如戈尔兹班戈等。这个小团体是一架及时为一切反对派运动制造思想和言论的巨大机器的主轴。在这座位于舍歇尔大街的工作室里,一切都会取得结果的,他是国际左派的熊熊烈火烧得最旺的地方之一。

  萨特在意大利接受了为他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所做的斗争而颁发的奥莫尼亚奖,并把全部奖金100万法郎捐献给了阿尔及利亚囚犯。

  《现代》杂志委派克洛德·朗兹曼和马塞尔·贝絮参加了在突尼斯举行的反种族主义大会,这表明他们与阿尔及利亚战士之间的一致团结已经扩展到了整个第三世界。

  4月22日在阿尔及尔,秘密军队组织发动了一次军事政变。23日,戴高乐将军身着军服向全国发表了一篇电视讲话:“有人通过军事政变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了一个叛乱政权。我以法兰西的名义命令:不惜使用一切手段,把他们消灭。”

  4月25日,军事政变被瓦解了。没过多久,一些左派人士便收到恐吓信,紧接着是一联串的爆炸事件。《观察家报》的办公地点被一枚炸弹炸毁了。所有在《一百二十一人宣言》上签过名的人都成了袭击的对象。

  萨特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他让她搬到旅馆去住,而自己则住到波伏娃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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