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23)_虚阁网

二三

　　雷蒙·阿龙在《费加罗报》的文学版上对此进行了攻击：“聪明人的蠢话总是那么令人开心，有时还会给以教益。波伏娃女士关于右派思想的论述从总体上看，就是这样一篇最最令人吃惊的蠢话”。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哲学家们的鸿沟变得不可收拾。

　　1958年5月13日，弗林姆兰组阁的消息传来，在阿尔及尔引起了一场骚乱，救国委员会也随之成立。5月28日，弗林姆兰辞职，5月29日，戈蒂总统向“最负盛名的法国人”戴高乐将军求援。

　　5月30日萨特和波伏娃一致决定参加反对戴高乐的示威游行。他们同乘一辆出租汽车来到勒伊—狄德罗地铁站门口，不一会儿，波伏娃全家和布匹装饰车间的所有员工，以及《现代》杂志的办公人员和撰稿人都从里面涌出来。波伏娃和萨特走在写着“人权”

　　字样的旗帜后面，用高昂的嗓子唱起了《马赛曲》和《出征歌》。游行的人群一面走一面齐声高喊着“为了民族”、“为了共产国”等口号。

　　第二天，他们决定和十四区的反法西斯委员会一起上街游行，于是在塞弗勒大街与巴比伦大街相交的十字路口成了全巴黎左翼知识分子的聚会地点，人们互相致意，互相问好。共产党人和车队也出现了，萨特又一次唱起了《马赛曲》。

　　6月1日，国民议会授权戴高乐组阁。第五共和国诞生了。萨特和他的知识分子们的左翼联盟从失败中醒悟过来，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站在不满现状的人们一边。9月4日，正当戴高乐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的时候，他又参加了一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萨特由于拼命地工作，从意大利回来时已经筋疲力竭，并且发高烧。他为了给《快报》赶写一篇文章连续工作了28个小时，然后便去一个集会发表演讲。

　　不久波伏娃拿到文章后进行了修改，使《快报》及时收到署名有让—保罗·萨特名字的《群蛙想要一个国王》。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是针对那些迷信大人物的妇女的。

　　“许多离群索居、被世人抛弃的妇女都把自己的怨恨指向整个人类，凡是和人有关的东西都令她们感到厌恶，她们所喜爱的是狗和超人。”

　　文章还号召人们都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如果今天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对公民投票漠不关心，如果他们对总统和立法团各自的权力不闻不问，这就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因为我们没有能使他们意识到，他们放在投票箱里的选票可以对别人发生影响，公民参加政治活动是对他的自由的最完整的肯定。”

　　萨特原以为投赞成票的人只会是微弱的多数，没想到80%的法国人同意修改宪法。因此，波伏娃为此哭成一团，萨特自己也病倒了。他感到头剧烈疼痛，写出来的字也变得十分潦草。他性情变得暴躁，时不时便突然发脾气。当波伏娃劝他休息时，他便“以一种从未有过的粗暴态度”回报她。他写了一个题为《阿尔托纳的幽禁者》的剧本。波伏娃认为剧本没有体现他所要表现的主题。于是萨特便开始重新构思。波伏娃把《阿尔托纳的幽禁者》的首次公演一直推迟到秋天，在此期间，她发现萨特和米歇尔·莱里在一起谈论安眠药、镇静剂和兴奋剂，这使她大为震惊。

　　1960年的不吉利开始了。一天，萨特呆在房间里，突然听到电话铃响。朗兹曼在电话中告诉他，加缪刚刚在一次车祸中死了。那是1月4日。加缪当时乘车同米歇尔·伽里玛以及雅妮娜·伽里玛和她的女儿阿娜在从南方回巴黎的途中，发生了车祸。当时米歇尔坐在驾驶台上，加缪在他的身边，那两个女人坐在后面的位子上。明明是笔直的道路，雅妮娜却觉得汽车猛地拐了一下，她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块农田里，流了很多血。至于加缪，他则被抛到汽车的后玻璃上，头和脖子都被撞得粉碎，当时就死了。事后各报的头版头条都刊登着加缪的照片。波伏娃望着加缪的遗像，眼睛都要哭瞎了。萨特也不好受。

　　1月7日，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周报上发表了一篇颂扬加缪的文章：

　　“他逆历史而动，是这种悠久的道德主义传统在本世纪的现时继承人，他的作品也许是法国文学中最具有独创性的组成部分，虽然他那固执、狭隘、纯粹、刻板以及感情用事的人道主义，很难战胜当今世界众多的丑恶现象，但在反对不择手段的权变家以及实用主义对金钱的崇拜上，他那顽强的拒绝态度反而对我们时代的道德行为的存在做了重新肯定。”

　　总之，朋友们的相继去世使萨特对法国失去了兴趣，更何况法国的政治更使他感到厌恶。就在这时，古巴《革命报》的主编弗朗基邀请他和波伏娃去哈瓦那看看年轻革命的发展过程。这股从古巴吹来的希望之风重新唤起他们投身未来的渴望。

　　在古巴的哈瓦那，萨特和波伏娃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被人群、鲜花、欢呼声以及大群的记者包围着。人们向他们提出了许多涉及到抽象绘画，涉及阿尔及利亚战争，涉及法国和美国的介入文学，涉及存在主义等等许多方面的问题。人们的热情把他们的话当作金口玉言。并领着他们到处参观，希望他们在全世界宣传古巴革命。当时古巴正处在新的制度下，还没有官僚主义，人民有话可以直接和新的领导讲，再看那些新士兵，一个个都朝气蓬勃、喜气洋洋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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