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9)

九

　　我通常很少参加竞选活动，因为我在紧张地准备入学考试，我希望能够到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学习。晚上我得拼命地学习拉丁文，它是入学考试的必考科目。我们的学校不教拉丁文，但很幸运，我们的新校长吉利斯女士是一位古典文学学者，她在男校为我找到一位拉丁文老师。她还借给我书。有一本教科书是她父亲写的。紧张的准备工作使我不去注意愈来愈令人沮丧的关于战争的消息，特别是在远东蒙受的一系列打击，如马来亚失陷，威尔士王子号和抵抗号沉没，香港和新加坡沦陷，从缅甸撤退，日本人对澳大利亚的威胁等。1942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与我的父亲散步入我问他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结束战争；他非常镇静他说：“我们不知道如何结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但没有疑问，我们必将胜利。”

　　尽管我为进入萨默维尔学院做了努力，但没有得到我所需要的奖学金。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我只有17岁，但这毕竟还是一个打击。我知道，如果1943年我不能进入大学，我就只能读一个为期两年的“战时文凭”，因为20岁时我将应征参加国民服役。但我没有办法，只好于1943年秋天进入六年级第三学年并成为学校的两个女监护之一。突然，来了一封电报，10月份萨默维尔学院给我提供了一个位子。有位新生没有去注册。这样，我突然发现面前展现出一个令人激动而又艰巨的前景，要离开家，这几乎是第一次，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第二章牛津寒窗　初涉政坛

　　1943—1947年：在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这个地方原本就不打算讨人喜欢。新生通常是在10月的弥雾中迈入校门，在这里度过从米迦勒节开始的学期。校园星那些纪念碑式的建筑物最初往往是以其宏大的规模而不是精美的建筑特色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切都显得冰冷而森严——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我是在隆冬的严寒中到萨默维尔去参加牛津入学考试的。在第一个学期的生活开始之前，我对前去就读的学院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对整所大学的全貌更谈不上什么了解。我来到萨默维尔，开始了第一学期的生活，很想家，对新环境也不知深浅。萨默维尔常会使人感到震惊。对于它的外观，最好的评语大概只能说是朴实了，许多不太好奇的人虽然从那里过路，也许不知道那里就是萨默维尔学院。但谁能想到，院子里边竟是一大片碧绿的草地，四周的房子相对而立，掩映成趣，头两年我住在学校里，从较新的房子搬到老一些的房子里去。过了一段时间，挂起一两张照片，摆上一个花瓶，后来又从格兰瑟姆带回一只旧扶手椅，这些东西多多少少让我感到那些房间是属于我的。在第三年和第四年，我和两个朋友合住在华尔顿街。

　　牛津和萨默维尔虽未直接受到战争影响，却都深深地打上了战争的烙印。尽管附近的考利有一家发动机厂，后来又成为一个飞机修理中心，但不知为什么，牛津从未遭到过轰炸，不过，像其他地方一样，整个镇子和学校都实行了灯火管制（从1944年开始实行灯火管制），而且受到战时物资匮乏的种种影响。涂了颜色的玻璃窗上钉了木板，准备了许多大储水罐供救火时使用——靠近伍德斯托克路的萨默维尔东院里就有一个。配给我们的东西多数直接发放到学院。我很少应邀出去吃饭，但还是感到食堂的饭食平淡无味。有时我会拿剩下的一点餐券买些果酱和其他东西。我不再往茶里加糖了，这是这种简朴的生活为我的健康和体型带来的一个小小的好处——许多年以后，我甚至放弃了喝加糖咖啡的嗜好（其实在牛津时也并没有许多咖啡可喝）。此外，使用热水也有严格的限制，例如规定浴缸里的水不得超过5英寸——在5英寸处有标记线。尽管在我的家庭里，不洁就意味着对神的不敬，讲卫生绝不是儿戏，我还是不折不扣地遵守这一规定。那时我们并不想抱怨，毕竟，我们都算是幸运儿了。

　　再者，尽管我不是家族中第一个大学生——我的一个表兄去伦敦上过大学——但我是罗伯茨家族里第一个上牛津剑桥的人。尽管我的父母不露声色，但我知道，他们为我能上牛津深感自豪。入学前我对牛津大学的了解远不及我的很多同龄人。但我认为牛津就是最好的，如果我真想有所作为，那么牛津就应是我始终如一的追求，没有必要降格以求。我们本地的诺丁汉大学是一所出色的学校，而且它的理科专业相当不错，但我从不为它所动，尽管诺丁汉大学更靠近我的家、我的亲人和朋友。

　　牛津大学对我还有一种吸引力，那就是它的学院制度，这种制度至今对我仍有吸引力。牛津大学由若干学院组成，但大学也有一些中心机构，比如博德林图书馆。那时大学生的生活主要在学院内（在这里吃、住，并接受许多辅导课），其次是其他一些机构，比如教堂和社团，而这些机构又有它们自己的天地。与其它专业的学生不同，作为一名理科生，我的日常活动自然更多地穿梭于学院的众多机构和役施中间，比如化学实验室。尽管如此，从我的大学经历中我得出了这样一个认识：如果要使人的才能得到最好的发挥，就应该鼓励他们融入人的小群体中，而不是在无数陌生的面孔中间倘徉。

　　战争时期对大学生活气氛影响之深也许我们这些在校生最有体会，因为那时我们许多人都很年轻，只有十六、八岁，而在这样的年龄、长一岁无论在观点还是在成熟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后来，从1944年开始，牛津的气氛随着因伤病退役的军人的归来再次发生了变化，他们或是来完成一个缩短的战时学位，或是开始一个完整的学位。他们有太多的经历，我们对此望尘莫及。基普林在《学者》中曾这样描述那些大战后返回剑桥继续学业的海军军官：

　　他们曾历经磨难，再也不愿回首，那无数激流险滩；

　　如今整个世界都欠他们很多，他们也开始享受些许，生活的甘甜。

　　我离开牛津的时候，已结交了一些朋友和同事，他们的见识比我要广得多。战争结束时，牛津汇集了各种观点和经验，我从中受益匪浅。

　　起初我是自我封闭的。在这种全新的环境里我感到羞怯和无所适从。我依然坚持在格兰瑟姆的习惯，独自长时间散步，环绕基督教堂草坪，穿越大学公园，沿着查韦尔河或泰晤士河而行，享受独处的乐趣，陶醉于万般思绪之中。不久，我便开始能够体味牛津的生活乐趣了。我在牛津的头几年恰逢战争接近尾声，因而也许并不奇怪，我的乐趣带有新教徒的特点，这是我从格兰瑟姆带来的。我是卫理公会研究小组的一个成员，这个小组经常举办或参加茶会。我母亲给我寄些糕点，星期六的早晨，我到牛津北部的“糕点厂”排队，等候一小时左右，为周日购买茶点用品。我加入了由托马斯·阿姆斯特朗爵士（非常巧合，他是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的父亲）指挥的巴赫合唱团，该团上演的曲目比它的名称要广泛。我们在谢尔登剧院上演的《马太受难曲》尤其使我记忆犹新，这个剧场似乎是雷恩专为这个节目设计的。我们也唱过《伊戈尔王》，贡斯当·兰伯特的《格兰德河》以及雷尔斯特的《耶稣赞美诗》，有时我只是去听，并不唱，我听过凯瑟琳·费里那在埃尔加的《杰隆修斯之梦》中的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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