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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赫伯特·阿加所写的《辉煌的时代》,对我有着特别大的影响,该书于1944年出版。这本书奇妙而有力地分析了西方道德的堕落如何使希特勒得以发迹并导致了此后的战争。它要求回到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还有不少关于左翼社会行动的描述,对于后者我并不太喜欢。对我来说,该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述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反希特勒斗争具有捍卫文明和人类命运的意义,这一点超越了国家利益、势力范围、原料的获取或者其他强权政治的冲突,尽管这些冲突也有重要意义。

  阿加还写道, 作为战后必须进行的道德复兴的一个部分,必须解决他所说的“黑人问题”。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一问题。尽管我访问伦敦时看见过黑人,但在格兰瑟姆没有黑人居住。我们的朋友曾经邀请两个驻在格兰瑟姆的美国兵来喝茶,一个白人,一个黑人。他们吃惊地发现,那两个兵之间关系紧张,甚至互相敌视。事后当我们的朋友告诉我们这件事时我们也同样感到吃惊。这类偏见我们简直是从未经历过,也难以想象。

  正如身处战争年代的其他女孩一样,我阅读了巴巴拉·卡特兰德的《罗纳德·卡特兰德》。这本书描述了她弟弟的生平,一个年轻的充满理想主义的保守党议员,他一直反对绥靖主义,于1940年在敦刻尔克战役中阵亡。这本书就许多方面来说是她写的最富浪漫色彩的一本书。这是留给那些坚信进行这次战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正确的人们的一份有力的遗嘱。主人公在短暂的一生中,思想认识始终如一,这是我永远钦佩的。但是,关于人们在这场战争中蒙受的恐惧和苦难的道德意义。或者就我们在格兰瑟姆的家来说,伴随着战争我们在物质方面遇到的单调与匾乏,理查德·希拉里的《最后的敌人》也许是最好地传递了这一信息,人们读了久久不能忘怀。作者是一位年轻的飞行员,他描述了这场战争如何夺去了他的许多朋友的生命,而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也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同时把这场斗争描述成人们内心的一场斗争。这是一场争取正常的稍好一点的生活的斗争。

  从大战中过来的一代人与理查德·希拉里不同,他们有一种拨乱反正的愿望,包括对他们自己,他们的国家以及全世界。后来我在与较老一些的政治同事的交往中,我发现参加过大战的人都发生了变化。人们经常不太理解的是,战争对像我这样的人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说不像亲身参战的人们那么深刻的话。我的年龄使我足以能够理解战争中发生的事件,但又没有亲身服兵役。在战争中长大的一代人是严肃的一代。但我们用不同的眼光看待战争中的灾难,因此受的影响也不一样。例如,对我的影响就不同于其他许多人。他们认为战争的“教训”是国家必须在国民生活中起首要作用,而且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要唤起集体行动的精神。我从不这样认为。

  我吸取的“教训”截然不同。第一点,战前格兰瑟姆人们的生活是体面而健康的。他们的价值观念是由全体居民,而不是政府铸造的。第二点,既然像德国这样一个笃信基督教义、富有文化传统的发达国家也能够沦落到希特勒的手下。就不该把文明看作自然而然的东西而不予重视,它必须不断培育,也就是说正直的人们必须维护他们的信念。第三点,我得出了一条显而易见的政治结论,对独裁者的绥靖导致了战争。这种思想来自认识错误但动机良好的人们,如格兰瑟姆卫理公会的和平主义者,但也来自动机不良的人。不管大事还是小事,离开常识是不行的。最后,我必须承认,我有这样的爱国信念,有了如同我们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的温斯顿·丘吉尔这样的领导人,英国人民几乎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1943年我去牛津前,我们在格兰瑟姆过的战时生活应该说与无数的其他家庭相类似。在服务餐厅等场所总有这样那样的志愿工作。我们想的是前线,我们如饥似渴地了解每一条能够得到的消息。我们自己较为安全,对此充满感激之情。但我们知道,我们实际上被置于旁观者的地位。然而,我们也遭受了轰炸,我们镇一共遭到德国人21次空袭,78个人丧生。镇上的军火工厂——英国制造与研究公司是一个明显的目标。这家工厂于1938年来到该镇,地处北大路与北部铁路的枢纽地带,我们家离铁路线不过几百码。我的父亲晚上经常出去担任防空值班员。当空袭来临时,我们躲在桌子底下,警报解除后爬出来。我们没有花园,所以室外没有防空洞。有一次,我和朋友们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德国飞机来了,我们带着防毒面具跑到一棵大树底下躲避。1941年1月我们镇遭到轰炸后,我问父亲我能不能去看看遭受破坏的情况,他不让我去。在那次空袭中22个人被炸死。我们非常担心我在伯明翰工作的姐姐穆里尔,她日日夜夜地在那里的整形外科医院工作。伯明翰遭到严重的轰炸。

  实际上格兰瑟姆当时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我那时不知道。轰炸机第五指挥部就驻扎在这里。许多轰炸德国的计划就是从哈罗比路旁的一幢大房子中制定出来的。他们的军官餐厅在埃尔默街的埃尔姆厅中,我上学时经常路过这里。达姆巴斯特式飞机从格兰瑟姆附近起飞。我的父亲曾经遇见他们的飞行中队指挥官盖·吉布森。我一直认为战争初期驻扎在格兰瑟姆的哈里斯轰炸机部队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我仍然记得战争结束时温斯顿·丘吉尔写给哈里斯的信:

  在历时两年多的时间里,轰炸机司令部单枪匹马把战争打到了德国的心脏去,给被占领区的欧洲人民带来希望,使敌人尝到了正在起来奋勇抵抗的人们的威力。

  你们的全部军事行动都经过精心巧妙的策划,你们执行任务时面对着拼死的抵抗和惊人的危险,为最终打败德国做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你们的军事行动表现了飞行人员烈火般的勇猛精神和在你指挥下的指战员的高度责任感。我相信,轰炸机司令部的巨大成就将作为以高尚精神完成任务的楷模永远铭记在人们心间。

  温斯顿·丘吉尔

  在战争的年代,至少在格兰瑟姆政治并不是静止的。1941年6月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急剧地改变了左翼对战争的态度。和平主义者的声音骤然沉寂下来。英苏友好组织迅速发展。我们出席了在市政厅举行的英苏友好晚会,尽管感到有些不自然。晚会介绍了1942——1943年间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蒙受的苦难和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这些介绍对我们影响很大。

  现在可以看清,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俄国以及日本人袭击珍珠港使美国于12月参战,这些事件播下了德国最终失败的种子,但当时传来的消息一般是不好的,特别是在1942年初。几乎可以肯定他说,这对1942年2月27日格兰瑟姆的补选结果有影响。那次补选是由于维克托·沃伦德晋爵为布伦蒂斯菲尔德勋爵进入上院并成为海军发言人后出现空缺。我们的镇成了在战争期间第一个拒绝选举政府提出的候选人的选区,这种标新立异的可取性令人怀疑。丹尼斯·肯德尔作为独立人士与保守党的候选人阿瑟·朗莫尔爵士竞选。肯德尔的竞选活动大得人心,他巧妙地利用他作英国马克斯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强调,要全力以赴进行生产支援战争,这项工作需要由“务实”的人来推动。使我们吃惊的是,他仅以367票的多数获胜。此后保守党人仍然泰然自若。仔细分析为数不多的几次补选,我们应该察觉到,1945年社会主义者有可能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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