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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这也许是美国人正在寻找“越出困境的道路的一张跳板”,斯诺对他的《红星》重版现象是如此估价的。书评者则写道,《红星》给我们上的一课是“战胜贫困、无知和不公正的计划,虽然也要花钱,但它却比用战争的办法便宜而优越”。这反映了美国思想界的变动,也影射出美国政府的心态。

  冰河在美国这块坚冰上融化出一个洞,在中国这方则反应更为突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在外交方面提出了“要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广播“中美关系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斯诺敏锐地觉察到“现在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一两条缝了”,和解的种子开始植根于这两个国家的土地中并艰难地生长起来。斯诺惊喜了,他于1960年与1964年两次访华,向美国介绍中国,并传递信息,敦促美国主动与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和解,虽在当时没被美国接受,但现在开始引起了它的注意。

  识途的老马,谙季节的燕子要启程了,特许的信使,单线联系又要启动了。斯诺立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直接写信,提出访华申请。在信中,他仍坚持要保持独立记者身份,以免被认为是不客观不真实的、带感情的报道,强调“即使是现在,我也不打算利用我与您过去的友谊来写这封信给您”。

  在等待答复的日子里,斯诺受到一系列疾病的折磨:疟疾好了,尿路结石又犯了,随后又做了两次手术,切除体内肿瘤。病魔缠身的斯诺,极度虚弱,他已失去了昔日的健壮,体力明显下降,然而他的毅力非一般人能比。曾多次作为翻译,陪同斯诺访问考察中国的徐尔维说:“这老头子是一个硬骨头,他每次访问中国都是不容易的,他从不愿意作为中国的客人由中国政府支持路费。”一次,在访问中遇到一个湖区渔民,他对渔民的蓑衣很感兴趣,渔民表示可以送给他,可他坚持要付费。后来斯诺将它挂在日内瓦家中厅堂的墙上,视为珍贵的礼品。每次采访,他忘记了病痛,不知疲倦地访问、记录、整理材料。

  病情好转后,斯诺又出门了。1970年6月,他准备去意大利参加一项电视制作节目,刚到达罗马,电话追踪而至。那是中国驻巴黎大使馆来的电话,中国大使要见他。大使告诉他,中国政府同意斯诺和他的夫人一起去中国,并拟给其夫人提供路费(这点斯诺也谢绝了)。几个星期后,意大利一家刊物(《时代》周刊)愿意为斯诺夫妇提供旅费,只要他为它提供六篇左右有版权的文章即可。

  经费问题解决了,美国方面对记者的限制取消了,记者访华旅行的护照可以不经审批自动生效。尼克松改变了其前任政府的法规,表现了对华政策的和缓,但一般美国居民去华旅行却还要通过规定程序申办护照。这样洛伊丝就只能依此办理了。1965年她申请过却未获准,这次她又提出申请。但她这次不等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就随斯诺前往中国了。因为中国方面早在1964年就同意给予入境签证。

  7月31日,斯诺夫妇登上瑞士航空公司的客机飞往香港。到达香港后,斯诺由于身体虚弱住进医院。两周后,病情好转了,斯诺耐不住走出医院,乘车前往广州。在广州稍作停留,匆匆飞往北京。这是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以来接待的第一个外国记者,又是老朋友艾黎和黄华等人到首都机场迎接他。

  又是一个5年,这时的中国可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是经过了5年动乱后的中国。对于考察和报道“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斯诺好似雾里看花。他写道,这个事件开始时就很复杂,后来被一场热战的偏激宣传弄得更加复杂和混乱了,公众在热战中所听到的主要是胜利者的控诉。扑朔迷离的政治局面,使斯诺难以作出准确的报道。

  斯诺夫妇回到他教过书的北京大学(原为燕京大学),在此呆了一个星期后,他们又到了清华大学。从这两所学校,他了解到关于“文革”和“红卫兵”现象的一些情况(这是“文革”中影响较大最早的学校)。他们参观了医院、机车厂、钢铁厂;再次到了陕北延安;去了东北,参观了更多的工矿企业,进一步了解了中医与针灸;南下广州参观了“广交会”;接着又到东部沿海地区和浙江产茶区,考察长江三角洲地带;访问了11个(农村)人民公社,再返回瑞士。

  8月18日,刚到北京,斯诺就被邀请去观看北朝鲜和中国之间的乒乓球队的比赛。实际是周恩来总理要会见他。总理向他询问了许多有关美国的问题。斯诺反问总理,是否中美关系有了松动的可能,“倘若中国寻找和解,同俄国谈判的可能性大些,还是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大些?”斯诺从总理那里知道中国北方有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军压境。周总理回答道:“我也一直在向自己问这个问题,”请斯诺来就是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当时在场看球的有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等外宾,周恩来召见斯诺在这种场合是有意的安排,做给外国观察家看。

  会见中,周恩来看到斯诺身体较弱,加上北京此时气候正逢“秋老虎”时节,就建议斯诺到北戴河疗养一段时间,那儿是中国有名的海滨避暑胜地。斯诺婉言谢绝了,他要抓紧时间到处看看。他于9月去了东北,在中国国庆节前赶回北京。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1周年庆典。斯诺夫妇正在欣赏庆典广场上的人群、彩车、彩旗,一个世界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颇为壮观。突然,周恩来走过来扯他的衣角,示意跟他走,他们被带到毛泽东主席身边。

  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了简单的交谈。毛泽东告诉斯诺,他收到了斯诺的信,但没有立即答复,所以“该你埋怨发脾气的,现在你总算来了。”斯诺回答:“我发脾气了吗?”毛泽东说他读过斯诺近期的文章,其中有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批评的文章,但“这些批评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并不要求你同意我们所作的任何事情,你有权保留你自己的看法,还是保持你的独立判断较好”。毛泽东也向斯诺问及美国的反战运动的政治意义等问题。斯诺与毛泽东主席交谈几分钟后继续观赏庆典活动。

  庆典结束后,斯诺被宾馆服务员们包围起来了,服务员们以他能与毛主席并肩站在一起感到莫大的幸福。由此可见人们对毛主席的崇拜程度,斯诺却不以为然。倒是斯诺和毛主席站在一起的那张照片却具有历史性意义,它被刊登在圣诞节那天的《人民日报》第一版顶头位置上,文称斯诺为美国友好人士。这是中国政府的有意安排,是向美国人传递信息。斯诺后来评述道:美国人没能理解东方人含蓄的表达方式,错过了时机。

  庆典之时,斯诺还与周总理在一间休息室里喝茶。总理告诉他,美国政府已提议恢复谈判,但中国认为在枝节问题上的对话已无多大意义,已谈了100多次,没什么结果,而且美国还把战火烧到了柬埔寨,说明尼克松也无诚意,中美双方虽各自作了一些外围工作,如中国释放一些美国在越战中的战俘,美国则授意一家意大利公司向中国出售美国制造的自动卸货卡车,但无实质性进展。

  11月5日,斯诺从外地考察回到北京,又与周恩来进行交谈。会谈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举行,谈了四个小时,涉及问题很多,但谈话中心是围绕中美关系问题。至于中美是否有可能在北京进行会谈,周恩来表示,中国方面愿意接待一位美国特使,中国的条件首先仍是台湾问题,美国必须从那里撤军,周强调中国政府的立场“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它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他认为尼克松在就职时给中国的承诺不是认真的,美国入侵柬埔寨是尼克松言而无信。后来斯诺得到的正式记录里这句话被删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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