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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在美国流行的反共宣传氛围下,斯诺的报道显然不太合时宜,被视为替共产党中国作宣传,斯诺的举动甚至被认为是近于背叛祖国。《芝加哥论坛报》认为《今日红色中国》是“相当狡猾而有手腕的文字宣传”。《共和国》称此书是“那样有偏见而又天真无知”。《人类问题》则攻击说“埃德加·斯诺说过毛泽东是农村改革者,但他却已将中国六亿人投入奴役劳动之中,难道埃德加·斯诺不应该闭上嘴吗”?《纽约时报》否定索尔兹伯里的肯定斯诺的书评,却刊登了迈克尔·林特赛的严厉指责性的书评。美国国内的亲蒋介石集团在斯诺旅行演讲时公开骚扰会场,联邦调查局也继续跟踪调查、监视斯诺。腊斯克公开否认斯诺的观点有价值。

  50年代虽已过去,麦卡锡也死了,对斯诺来说严冬将去,可春天姗姗来迟。斯诺感到60年代的美国与50年代的美国没有实质性差别,“在这十年中曾想以有用的情况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订,却仍无成效”。逆风扬帆路艰难,奋力搏击苦不堪。1966年索尔兹伯里写信给斯诺,“冰块开始流动,但是速度缓慢”。斯诺继续奋进,他要加速“冰块”流动,要做报春燕。

  第十章 光荣的使者

  1.信鸽搏浪飞翔

  年届花甲,一般是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之时,而对于为了真理、为了既定目标而奋进的人们,却没有老之将至的感觉。斯诺就是如此。为了他的第一故乡与第二故乡(一个是东方的古老而年轻的、暂时落后但奋力进取的中国,一个是西方年轻而先进发达的经济势力强大的美国),为了促进双方的沟通、相互了解及其关系正常化,他费尽了毕生的心血。这只单飞的信鸽不辞辛劳,飞越万里波涛,跨越千山万水,为中美人民传递信息,筑起友谊之桥。

  1964年10月18日,斯诺再次访问新中国。这次,美国国内没有哪一家刊物敢于赞助他,他是作为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来到中国的。此前,斯诺得到《新直言》的支持在非洲采访。恰在此时,周恩来总理正在做亚非欧14国国事访问。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斯诺与周恩来相遇,一谈就是5个小时。这引起了新闻界朋友们的嫉妒和感叹,“斯诺成了垄断中国问题的权威”。正是这次与周恩来的邂逅相遇,斯诺得到重访中国的机遇。在谈话中,斯诺表示了重返中国的愿望,周恩来则代表政府欢迎他,他想去随时可去。

  各大报纸购买了斯诺与周恩来的谈话记录。谈话中,斯诺了解到中苏边界纠纷及达成的协议,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重申了反对任何国家和任何人搞“两个中国的政策”及其行为。在斯诺与周恩来见面后一星期内,中法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有50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正因为这样,斯诺作为法国《新直言》记者也就顺理成章 。然而他的护照上的国籍仍为美国,他尚需得到美国批准。在申请之时,斯诺又因尿路结石住院治疗,术后他立即赶到美国办理手续。尽管美国国务院一再拖延,最终还是批准了,但洛伊丝却未获准同行。

  与此同时他得到友人玛丽·希思科特写书的合约,德国的《明星》和意大利的《欧洲人》杂志社也给予斯诺预付文章的酬金。10月,斯诺取道经香港至上海,这是斯诺第二次访问新中国,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个访问中国的外国记者,并且在1961—1964年间也没有美国记者到过中国。而在此期间,他多次试探访华的可能性均未成功。路易·艾黎和龚澎都回答说要等若干年或10多年,巧遇周恩来和中法关系正常化是一个历史契机。假如再晚些时候可能真的要等这么久了。

  斯诺为能在灾难过后再考察中国而庆幸。尽管这次旅行考察的范围主要在城市,但他感到中国经济恢复迅速,“而且颇为激动人心”。“如果我刚刚从我自己的祖国出来,面对此情此景,也许我会产生的是另一种印象”。他原打算为写红军长征史收集材料,以实现30年代的夙愿,面对此情此景,他只好把它搁置一边。他认为去报道当前的中国现实更有意义,而长征史只有留给历史学家们。

  这次旅行访问收录的资料,不仅补充说明了他在困难中的1960年的观感,而且作了更进一步的证实。他要以此进一步去说服他的同胞——美国人,美国完全可以像法国那样体面地“越过尴尬困境”,中国人是不会依附或屈服于任何人的。事实上,中国与苏联关系僵持后,在没有苏联的援助下,中国不但没有衰败,反而自立自强,更加没有束缚,更为繁荣了;中国人“把自己从泥淖中解救出来”了。1960年的粮食短缺问题早已解决,共产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国大办农业,干部们能实事求是,广泛调查研究后制定正确政策。没有苏联专家,没有图纸,靠自己奋斗,自行设计建造了难以想象的奇迹般的工程。

  在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领域都有喜人的成就。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代表共产党中央和国务院,首次提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口号和远景设想。斯诺由此向世界又作了预言性报道:20年后,中国的青年们,在科学教育、文化和身体素质方面所达到的平均水平,将不会低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后来尽管有十年“文革”的贻误,他的这个预言基本上实现了,80年代正是中国青年人才成长和发挥才干的时代,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已迈开。

  斯诺又一次与中国领导人见面并交谈,从中又得到许多启示。他对周恩来采访两次,共达4个小时。周恩来大斯诺7岁,虽年过六十,但少生华发,而且显得精力仍充沛。周恩来总理回答了斯诺的所有问题,也使斯诺从中得到了许多启示。从官方得到的那些统计数字,与他实地调查的结论基本相同。这些材料说明此时的中国,在粮食产量和工业生产与建设方面已达到较为令人满意的水平。但斯诺穷追不舍,为什么中国还在进口粮食?为什么现在不提赶超英国?周总理向他解释:进口一些粮,一是加工出口,一是用于工业生产,让地方和国家粮食储备增加。至于工业赶超英国,在“大跃进”中提出在几种主要产量上赶超,现在回过头来看不现实。一是两国国情不同,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有的英国没有,英国有的,中国还达不到,中国应从自身需要出发搞现代化建设。周恩来还告诉斯诺,要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

  斯诺感到中国领导人倾向于务实,面向实际了。周恩来告诉他,“赶超英国不再是我们注意的中心了”,“在我们沿着自力更生的道路经过这些年的摸索,得到一整套经验以后,我们开始认识到这不应当是我国的主要目标。我国的工业现代化,不能仅仅通过几项工业产品数量的增加来实现”。“重要的事情是去研究我们的工业和技术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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