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29)_虚阁网

二九

　　斯诺气愤至极，不顾重庆方面的禁令，毅然通过香港向海外发出几则电讯，公开报道国民党封锁新闻、封锁抗日游击队的真相。重庆方面矢口否认发生了任何事件，但另一方面却暗地里对在重庆的外国记者进行盘查。华盛顿和伦敦方面则要求其使节立刻作出报告。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则坚持要求刊登斯诺的报道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在显著位置登载他的谈话，胡适硬说斯诺的报道纯属捏造，还要求报社编辑公开道歉。结果遭到报社的拒绝，尤其是当消息得到证实后，报社还刊登了支持斯诺的社论。

　　英国驻重庆外交官证实事件的真实性后，向伦敦报告了中国的“战争中的战争”的事实，而且报告了重庆方面正准备大举进攻延安的消息。重庆政府此时才被迫承认发生了事变，但诡称是新四军首先袭击了国军而引起的。驻重庆的西方记者纷纷抗议重庆方面的新闻封锁。重庆政府狼狈不堪。华盛顿则由此停止了关于向中国提供贷款的谈判。美财政部暗示，如果中国内战重开，重庆将得不到美援。重庆方面未能用纸包住火，被斯诺把“天窗”捅开了，被迫承认了事实。重庆政府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不再明目张胆地进行“战争中的战争”了。但它为此恼羞成怒，积恨于斯诺，下令取消了斯诺在中国的记者采访权。

　　《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支持了斯诺，派给他一项新的任务：离开中国，到泰国、缅甸、印度去采访。开始，斯诺决定接受任务，准备由此而取道欧洲回美国，2月份到新加坡的飞机票也预订好了。但在临行前他突然宣布取消原定计划，改乘香港至洛杉矶的飞机直接回国。

　　斯诺怀着愤懑和思乡的复杂心情登上返乡的航班。长时间生活在异国他乡，夫妻两地分居几年，也该回去看一看了。尤其是较长时间的东奔西跑，给婚姻感情蒙上了阴影。所以斯诺想，如果此时立即回到妻子身边，“爱情和信任的旧根子或许在本国土地上能经过培育而复活”。

　　在飞机上，他倚着舷窗，噙着泪水，俯视着中国的大地，思绪万千。来时原订只在中国呆六个星期，没想到竟呆了13年之久。从一个寻找“东方魅力”，到中国去“撞大运”的青年，已变成一个成熟、老练、深邃的记者，一个东方问题的专家和权威。

　　他望着中国的山山水水，想起了宋庆龄在最后一次会晤他时说的话：“我们算你是弟弟。你在美国是不会幸福的。你是属于中国的。”他既害怕又希望她所说的也许是对的。“亚洲确实真像我的家了，美国却是极大的未知数。此刻我的躯体和精神好像是呈分裂状态，我的心留在了中国，身体却离开了”。

　　“我将依旧支持中国的事业，中国的事业基本上是在真理、公道和正义的一边。凡是有助于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措施我都支持，因为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自立。对于不顾穷人饿死而继续大摆筵席的富人政府，我反对给予无限制的施舍，这只能助长权贵的专横并延长不可避免的报应的痛苦。但我将永远不再想象我个人能对中国起什么作用，我不过是历史沧海上漂浮着的一粒粟子，这历史有它自己发展的逻辑，我既没有力量去改变它，也没有资格去评判它”。这是斯诺思想上的小结：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对政府的评判，对自我的估价，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再认识。

　　同时斯诺也流露出对中国的留恋，对美国的生疏之感和对未来的惆怅。他说：“我的一部分属于中国，将永远留在中国的褐色群山和碧绿的梯田之间——属于那晨雾中朦胧可见的像孤岛似的庙宇，那些曾经信任过我和爱过我的中华儿女，那些曾经供我食宿的一贫如洗却怡然自乐的文明的农民，那些黑黝黝的、衣衫褴褛、两眼亮晶的孩子，那些我所认识的地位相等的好友，那些没有军饷、饥饿的农民士兵，他们的不可思议的自我牺牲精神……”

　　“是的，我感到自豪，自己曾和这些人相识，曾在失败时和他们一起辗转大陆各地，和他们一起伤心流泪，并至今和他们具有共同的信仰”。但他又认为自己不可能真正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自己是一个“流落异国的伊实玛利《旧约圣经》中的悲剧式人物）”。

　　对于未来，斯诺并不是充满信心，“我完全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哀、孤独和厌世的情绪之中。当我离美国越来越近的时候，我就后悔自己的不顾将来了”。他想宋庆龄的话可能是对的，他还要回到中国去。

　　“再见了，中国，有一天，我还要回来的。”

　　第七章　追寻大战风云

　　1.与“山姆大叔”相聚

　　1928年带着800美元闯世界的小伙子，13年之后重返故乡时，所有的积蓄也只不过2000美元，并没有像他当年想象的在30岁前发笔大财。此时的斯诺已36岁。他感叹道：“贫穷是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的。在西方势力残存的东方，没有哪一个白人是真正贫穷的。但是在美国，一个人是否成功是由他所拥有的美元数字来决定的……我把自己的积蓄先后花在了‘战时工作’和一本不赚钱的书以及维持两地分居的家庭生活上。我甚至比初到上海时更穷了，而我在中国赖以生活的‘价值’是无法折合成黄金的。我到底带回家一些什么呢？出来这么多年，我没有任何荣誉可以显示，只有一副被疟疾、痢疾和肾炎伤害过的病体。”

　　在物质财富方面，斯诺确实没什么炫耀的，但在精神财富方面，他是其他美国人无与伦比的富有者。他的独特的经历、见解，洞悉世界的观察力，使他成为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在旧金山、好莱坞、费城等地，斯诺普遍受到欢迎，名流们纷纷来访。他和妻子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讲，放映电影，谈论亚洲局势。

　　游荡不定、没有规律的记者生活，加上不会照顾自己，使斯诺染上了多种疾病，身心困顿不堪。从中国战区退出来，正好有利于休养身体，他和海伦来到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大牧场休整了一个多月。每天进行有规律的生活，起床、吃饭、骑马、睡觉，斯诺的体力和精神迅速得到恢复，又成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了。

　　斯诺回到阔别多年的堪萨斯城，亲友们为他设宴接风洗尘。《星期六文学评论》刊登了斯诺的大幅照片，许多刊物要求斯诺撰稿。老关系户《星期六晚邮报》的编辑们要求会见斯诺。老朋友格里汉姆、汤尼、史密斯等前来看望他；久别重逢，叙旧情，谈经历，感慨万千。这一切使“萎靡和倦怠”的斯诺精神振奋起来了。

　　浪迹异国他乡的游子，增添了关于东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也有了世界观念。他深深为东方世界所吸引，即使回到故土仍心系远东。然而阔别多年的故乡却变得使他感到陌生，美国对他的远东及世界观点不以为然。在关岛、中途岛、夏威夷，从美国西部到东部，他询问有关战争的军事准备情况，也向他的同胞们报告他的远东见闻。结果，斯诺发现他的远东经历对他的同胞来说，有点像叙述“天方夜谭”的传奇故事；连同他的新闻报道也并未深入这块土地，他们只是好奇罢了。他们在物质高度丰富的美国悠闲自得，满足于目前的生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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