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28)_虚阁网

二八

　　经过“工合”组织的努力，斯诺夫妇的广为宣传，海内外广大爱国同胞的踊跃捐款，积极支持“工合”运动；一些国际友好人士的慷慨解囊，也为“工合”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38年底，英美各界人士捐助了几百万美元；1940年，美国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也予以支持，还在美国组织了“工合”美国委员会分会。

　　在中国未沦陷区的游击根据地和大后方，“工合”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到1940年10月，在中国的16个省区建立了2300多个小工厂、工场和矿场，其中有制糖、印刷、炼油、化工、面粉、玻璃、电器、药品、被服、枪械、弹药等小工厂，有铁矿、煤矿等矿物的开采场。它们在沿海大工业陷于瘫痪、被敌人攫取的情况下，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是战士，也是记者

　　当斯诺为“工合”运动奔走，支持中国抗战的经济建设时，他是一个自觉的反法西斯战士。他不顾敌人的威胁、恫吓，冒着生命危险，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之中。正如斯诺夫人海伦说的，“我们是以个人身份协助中国打一场反法西斯的战争”。同时，斯诺仍是一名战地记者。从前线到后方，他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黄河之滨，目击和报道了抗日战场的主要战役和战斗的情景，介绍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日的实际斗争。他在菲律宾的碧瑶写出了《为亚洲而战》的长篇报道，记述了中国军民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到1940年的百团大战期间的战地见闻。其中包括第二十九路军的华北抗战、上海会战、南京大屠杀、武汉与广州的沦陷，日军轰炸重庆；正面战场的溃退、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抗战力量的发展；介绍了“工合”运动的缘起和发展；重返苏区的印象等。

　　斯诺又作了历史性预言：“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正在输掉每一个战役，然而中国是处在得胜的一边，民主、自由的中国必胜。”这表明了斯诺对中国抗战的观察比一般的西方人士（包括驻华外交使馆人员、军事观察员和记者）要深邃得多。他相信中国人民最终能够战胜侵略者。

　　1939年9月中旬，斯诺重访陕北，再次向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的政治、经济建设状况，军事上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威力；也重申了红色的希望。他发现在苏区，尽管有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但物质条件有所改善。毛泽东住上了三间窑洞，比在保安时宽敞多了，还多了一点简朴的屋内装饰。苏区的农业也有了发展，做到了食品自给；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卫生条件也有了明显的改进。

　　他不仅观察到统一战线中的国共摩擦，也认识到抗战与民主运动的关系问题。他进一步解释了苏区的对内、对外政策。尤其是与毛泽东的谈话，毛泽东对时局分析的精辟见解，关于世界反法西斯的形势和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令斯诺折服。毛泽东预见了日本不会参加欧洲的战争，尽管有三轴心国的协定；而美国将会参加对日作战，英法将以牺牲中国利益绥靖日本，搞“东方慕尼黑”；苏日会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些观点在一般人看来，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后来都成为了事实。

　　在重庆斯诺听到的国民党方面对此所作的分析，则恰恰相反。蒋介石委员长在谈话中认为，欧洲战争不会影响英国的对华政策的改变，张伯伦会把中国看作英国在远东的安全堡垒。所以，当毛泽东的观点传到重庆时，引起了重庆各界的轰动。事实是1940年7月，英国对华政策违背了在日内瓦作出的“不采取削弱中国抗战力量之行动”的庄严诺言，封锁了中国惟一的对外通道——滇缅公路。后来蒋介石只能大骂“娘希匹”，英国人不是东西，背信弃义。

　　在讨论德、苏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认为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因其他帝国主义旨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采取的自卫防范措施。而对波兰，苏、德各占一部分，斯诺认为两者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却认为有区别，德国是侵略，苏联是为了反侵略，扩大前沿阵地。

　　在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分析上，毛泽东曾在1936年说过：“到了战争的某个时期，国民党的一部分人会卖国投降，成为日本的傀儡。”这曾引起国民党的不满，但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的事实却使国民党十分难堪。毛泽东的预言被印证了。斯诺认为毛泽东“熟练地运用着辩证法”，“有活泼的想象力”。毛泽东的“策略很有意思，他极少正面攻击对手，他这里攻一下，那里攻一下，迂回包抄对方的立论，一个一个地驳倒对方的辩护词，直到把对方完全困住，最后用一句妙语或者有力的逻辑把对方打垮”。

　　斯诺还认为，毛泽东预言“战争将是长期而艰巨的”，这个论断，“大概是历史上鲜见的事例。一个主张武装斗争的领袖居然不向自己的追随者许诺迅速和容易的胜利。但是他的这种坦率交底，防止了人们在幻想破灭时产生失败主义的情绪”。“从而帮助全国人民建立起更为耐久的信心”。

　　4.别了，中国！

　　斯诺为了寻找“东方魅力”来到中国，从此真正被迷住了，一住就是13年。没想到当他深深爱上中国，并把中国的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为之悲、为之喜，为之倾注心血的时候，却被执政的国民党下令取消了在中国的记者特许证。由此而离开了心爱的中国。

　　斯诺一直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抗战，关注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部团结。当他了解到国共摩擦的事实后，他有些懊丧。为此，他著文《中国的靠不住的团结》。对中国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进行了强烈的对比，他认为“国民政府仍然是独裁性质”，在共产党区域内则是“新的民主政权”。他批评其他观察家，认为“一些一厢情愿的外国观察家，对实际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对共产党进行的战时‘民主实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一定要使自己相信：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斯诺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人重新解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宣传他们的政策与主张，详尽地报道中国军民的抗战情形。他也想尽可能去说服美国当局介入远东，援助中国打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他还是认为中国没有外国的援助是不能收复失地的。但他又认为“死亡之谷将出现大于侵略者的伟大力量”。

　　1939年9月，斯诺访问延安后五年内再也没有一个西方记者或观察家进入过苏区。斯诺第一次体验到国民党在抗战中搞封锁的严重性。他担心中国的“战争中的战争”会使中国抗战力量遭到削弱。对于国共摩擦，国内外记者是被禁止报道的。但到1941年1月，斯诺偏要闯一闯这个禁区。他向世界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

　　他从新四军后方联络人廖承志那里得知事件的详情。国民党命令新四军北移，过长江到敌占区的安徽省去。新四军及延安方面屡次抗议无效，最后同意过江，按国民党方面指定的行军路线前进。这支队伍中武装人员甚少，多为非武装人员的新四军军部后勤人员、教师、学生、护士、工匠、伤病员。当他们进入茂林地区的峡谷时，遭到隐蔽在附近山头上8倍于新四军的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新四军死伤4000余人，幸免于难者甚少，叶挺军长被逮捕，斯诺所喜爱的项英副军长则被杀害了。这使斯诺很伤心，他曾计划去采访他们，还准备和其他“工合”国际委员会成员一起去新四军那里视察，没想到“工合”训练的大批徒工，开办的几个工场，此时此刻都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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